艺术理论家、独立策展人。在以符号学方法研究当代艺术理论方面颇多建树，创建「超隐喻」与「元影像」理论，在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任第26届国展评委、北京国际摄影周学术委员会委员及国内多个大型影展的评委、学委等职。

什么是当代艺术？就是坚守这种凝视自身时代的艺术。什么又是作为当代艺术的摄影？与绘画、雕塑相比，摄影的艺术地位被确立不到五十年，而摄影从发明到现在，更为长久和持续的身份是完美的机械仆人，作为证据、档案、测量、监控和记录，服务于包括警察、监狱、医院、学校、工厂等机构在内的规训体制，无论是在历史关系、社会关系还是权力关系中，摄影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介，在把人塑造成驯服的、顺从的身体的过程中，每一个规训的环节都有摄影的参与，每一种幻觉的制造都有摄影的助力，这是摄影的原罪，所以作为当代艺术的摄影就多了一重对摄影本身的批判。 正因如此，我们运用符号学的视角理解当代艺术摄影，就不是从审美兴趣出发，去关注作品的形式、构图、风格、美感等属性，而是从现在、现实和我们自身的主体性出发，作品也不再是观看的客体，而是和我们互为主体性，符号的滑动性关联我们自身的流动性，将符号运动的认知过程导向主体创造自身的行动过程。

生物体间用于交流的信号是否是符号？符号的边界何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符号学界的“生物学转向”发生以来，动物、植物、乃至细胞层面的信息传递，都被视为符号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符号学由此建立了“总体的”（global）研究视阈。当我们在这样的总体性视角下反观现代艺术的门类分别，尤其是某些艺术领域内泾渭分明、各行其是的观念建立，就有可能打破壁垒与边界，为当今艺术重建整合性的宏阔视野。 西方的生物艺术产生于生物科技迅速发展的语境之中，诚然，作为为科技去蔽、彰明理念的传播方式，迄今为止，它出色地履行着艺术在“艺术终结”之后的哲学功能。然而，生物艺术是否是在科技的裹挟中才突然涌现之物？在其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它是否有着隐而不现的“史前史”；换言之，是否如符号学有着众多的“隐符号学家”一样，也有着众多的“隐生物艺术家”和“隐生物艺术创作”？生物艺术对象的边界是否和符号边界重合？如何在符号学的视阈中对生物艺术的历史、类别和理念进行整合性的重构？本期讲座“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生物艺术的边界与伦理”将致力于探讨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