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喻,难言语:我们用什么认识世界?
我们的语言里充满了隐喻。我们极其善于在语言中把一个事物跟另一个事物联系起来,借用比喻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这可不是说我们爱在写作文的时候来个比喻句,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在打比方。
我们总是会把一个需要理解的事物,跟一个我们更熟悉、更形象一点的事物用一条线连在一起。借用比喻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就好像是无时无刻不在玩“连连看”游戏
事实上,这种“连连看”游戏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基本的一种思维模式,它深度嵌合在我们的日常语言里。语言里的比喻太过于普遍,如果离开了它,我们说不定就连话都不会说了。下面这一系列的案例会让我们看到,人类是多么狂热地迷恋比喻。
抽象与具体连连看
我们先来看语言里最常见的一类比喻:“抽象”与“具体”的连连看。
我们经常把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事物比喻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更具体的事物。理解具体比较简单,理解抽象比较困难。所以一旦把抽象和具体用“连连看”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就能更容易地理解那些抽象事物了。
这样的“连连看”的例子非常多,比如:“责任的重压把他压垮了。”
责任是抽象的,但我们把它比作沉重的负担,这样我们就一下子理解了责任施加给人的压力(这句话用到了“压力”这个词,这其实还是在比喻。实际上,如果不用比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责任对我们施加的影响)。
“通货膨胀把我们逼入了死角。”
通货膨胀是一个抽象的经济概念,我们把它拟人化,把它当作一个敌人。
“我们正在朝着和平的方向前进。”
和平是一个抽象的状态,我们把它比作远方的一个目的地,朝它靠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是把抽象的意识形态比喻成了建筑。
“有太多的事实需要我去消化。”
“这个主意已酝酿多年。”
“消化”“酝酿”这些说法,是把抽象的想法比喻成了食物。
“那些想法在中世纪时就已经死绝了。”
这是把想法比喻成了人。
“这个理论还在萌芽期。”
这是把想法比作植物。
“他的思维枯竭了,让我们集思广益。”
这是把想法比作资源。
“包装你的想法非常重要。”
“他不买账”。
这是把想法比作商品。
“他的生活很空虚。”
“他的生活满是凄楚。”
这是把生活比作一种能放东西进去的容器。
“我手里有张王牌。”
“他赢了把大的。”
这是把生活比作一场赌博游戏。
把抽象的事物跟具体的事物类比,这是我们的语言里最常见的一种“连连看”。
空间与位置隐喻
另一种语言中数量巨大的比喻,是关于空间和位置的比喻。我们在表达很多意思时,其实都是用物体的方位或者是物体在空间里的移动来比喻的。
比如,我们会用方位上的前和后来比喻时间上的未来和过去。我们用前面这个方位来隐喻未来,比如面向未来的态度叫作“朝前看”。
我们会说“未来近在眼前”“未来扑面而来”,未来是在我们“前方”的。相应地,我们用后面这个方位来比喻过去,比如沉溺于过去叫“往后看”,政策倒退叫“开历史倒车”,忘记过去叫“抛诸脑后”。
这种比喻是那么自然,以至于如果我们刻意打破这种定式,比如说“未来正在从身后悄悄逼近”,就会显得特别怪异。
那么时间的流逝与视觉上的前后方位的联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合理的推论是这样的:先从时间这个角度看——由于时间不停流逝,所以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总有远离我们的趋势,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总有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趋势。再看视觉上的前后方向——由于人们绝大多数时候都在往前走,所以身体后方的事物总有远离我们的趋势,而前方的事物总有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趋势。
这样一来,时间流逝与身体运动之间相似的趋势就被大脑关联了起来:
身前的=未来,身后的=过去
从这个例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关于隐喻的重要规律,那就是:隐喻的方向不是任意的,它以我们的经验为基础。正是因为我们有“前方的物体在视觉上总是向我们靠近”这个日常经验,才会把前方这个方位与同样有靠近趋势的“未来”关联在一起。
如果没有这个经验,脑海中就不太可能建立起这种隐喻。这其实已经被科学家证明了。在一项研究里,科学家发现,从小就失明的盲人很少有这种把前方与未来、后方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倾向。
有意思的是,盲人拥有另外一种“时间—空间”关联:他们会把“左边”跟“过去”关联,把“右边”跟“未来”关联。因为对于盲人来说,更普遍的一种空间经验是在阅读盲文时,左边是已经读完、远离自己的信息,而右边是将要阅读、趋近自己的信息,所以对于盲人来说:左侧=过去,右侧=未来。
下面是隐喻方向与经验方向匹配的另一些例子:
在形容情绪时,我们会说“我的情绪高涨”“我这几天心情低落”。好的情绪是“高”的,坏的情绪是“低”的。为什么我们会用方位的上和下分别隐喻好情绪和坏情绪?
我们其实是在用身体的高低姿势来比喻好坏情绪。我们清醒的时候是站着的,睡着或者昏迷的时候是躺着的;我们站立时更容易发挥力量,躺下时则很难使出力气;我们健康时是腰背挺拔的,生病时是佝偻着的;把别人打趴下时我们是站着的,被别人打趴下时我们是躺着的……
正因为在绝大多数日常经验中,身体姿态的“高”都与“好”相联系,“低”都与“坏”相联系,所以我们乐于用“高”来隐喻各种积极的事物,用“低”来隐喻消极事物。比如在形容权力关系时,我们会说“他如今位高权重”“他的权力上升了”“他是我的下属”“他在我的掌控之下”。我们用方位的“上”来比喻更大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用“下”来比喻更小的、处于从属地位的权力。再比如说,我们形容道德时会说“他道德高尚”“他坠入了堕落的深渊”。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我们通常认为理性在上,感性在下。比如我们会说:“这个讨论已经降级到了情绪层面,但是我要把它提升到理性的层面。”我们还会说,“他无法超越情绪的影响。”这显然意味着,我们的文化里普遍默认理性比感性更好。
通过刚才这些例子,我们也看到,空间与位置隐喻其实也是关于我们自己身体姿态的隐喻。比喻一般来说是用一种我们更熟悉的事物来类比一种我们不太熟悉的事物。而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恐怕是一个人最熟悉不过的事物了。
于是,我们利用身体在三维空间中的姿态与运动状态,在语言中生成了大量的比喻。
比喻是文化的缩影
我们可以从“理性在上,感性在下”这个例子看出来,比喻中其实包含着文化对事物的普遍理解和普遍观点。有不少比喻其实都是文化的缩影。
比如,我们会说“时间就是金钱”“我在她身上花了很多时间”“值得你花那时间吗”“谢谢你能抽出宝贵的时间”。这些说法都是把时间比喻成金钱。之所以有这种比喻,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时间是宝贵的商品,是达到很多目标都需要的一种有限的资源。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本书里,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这样写道:“工作这个概念在现代西方文化下发展形成,提到它,通常就联想到工作所花的时间,时间被精确地量化。
因此,人们习惯按照小时、星期或者年份来计酬……在我们的文化中,‘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体现在许多方面,如电话信息费、计时工资、旅馆房费、年预算、贷款利息……”
也就是说,是文化中先有了“时间很像金钱”这样的观念,然后我们才用比喻把它给总结了出来。
类似的例子还有,我们会说“他击破了我的所有论点”“和他争论,我从来没赢过”“你不同意?那反击啊”。这些说法都把争论比喻成战争。同样地,也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争论中的规则大部分本来就来源于战争(语言上的攻击、防守、反击等),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就借用了战争相关的词语来形容争论。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里,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脑洞”:假设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里,争论不被看作战争,没有人会在争论里赢或输,争论在他们那儿可能被看成像是一种文艺表演,争论的双方是要以相对立的观点来展现一种均衡的美感。那么在这种文化里,就肯定不会存在“争论就是战争”这种比喻,如果跟他们说:“我俩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最后势均力敌”,那对方一定听得一头雾水(“一头雾水”还是一个比喻!我们的语言真是离不开比喻)。
总之,日常语言中的比喻并不像是在文学创作中那样凭着作者的灵感随性而发,相反,日常语言中的这些比喻是根植于文化的,它们是对文化中本来就普遍存在的观念的提炼和总结。
通过上面这一系列的案例,你应该已经能体会到,我们的语言里充满了“连连看”似的操作。
“无比喻,难言语”,比喻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基本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跟人沟通时、发表观点时、写作文章时,我们要尽可能利用恰当的比喻,因为这种表达方式顺应了人类的基本思维模式。
本文节选自《为什么大象不听话:人类行为背后的25个心理学原理》,作者魏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