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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至上的猎奇时代,建设性新闻的价值、范式与趋势

全媒派 · 2020-12-01
人们对假新闻、坏消息的过度敏感,或许也是建设性新闻存在的意义之一。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晏青 舒镒惠,36氪经授权发布。

近年兴起的建设性新闻可视为对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西方新闻规范的“反叛”[1]。它从“事实”的事件叙述到“方案”的社会建构,体现出浓重的人文关怀,对人的幸福、生存境遇的关照。在福柯看来,在知识考古中,不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人,都应该成为科学的对象,成为现代知识序列中的一个重要事件[2]。作为一个事件,建设性新闻对当代新闻知识结构进行重新配置,生发出新的观念和范式,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业角色重塑和价值重构绘制了新的路径。

在坏消息更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内容消费环境中,建设性新闻的存在价值愈发凸显。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为你带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晏青及其硕士研究生舒镒惠的合作论文。梳理建设性新闻的历年理论成果与新闻实践,对建设性新闻这样一种新的新闻形态进行理论探讨,着重关注它如何连接现有的新闻观念与操作流程,在实践上呈现怎样的程式,未来研究有哪些可进行拓深的领域,以及中国本土化实践的现实取向。

作为观念的建设性新闻

相较于旧有的新闻观念,建设性新闻的概念与话语在不断讨论中趋于丰富。要想理解建设性新闻观念,需关注这种观念发生的话语环境,明确不同观念的互动机制。杨保军认为,新闻观念是关于新闻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的观念,是对新闻的认知、评价与想象、情感与信念,由认知观念要素、价值观要素和方法观念要素共同构成[3]。作为新闻从业者基于实践提出的概念,建设性新闻提倡以方案导向和指导性的故事代替冲突的报道,体现人们对新闻社会角色和功能认知的反思[4]。

一般来说,新闻最开始被描述为“向公众提供真实的信息”,可事实上依赖于“事实就是如此”的感觉式定义来理解新闻价值,让记者新闻选择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5]关于新闻价值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新闻生产很难避开新闻价值要素的线性分类和等级的魅惑。

纵观新闻发展史,传统新闻知识型构在长期的新闻专业话语实践中被认识,新闻的主要功能首先被认为是报道新闻信息、反映和引导舆论,接着是协调社会关注、传承文化,而后是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探讨》提出的娱乐功能。不但新闻功能如此,而且新闻要素、采编流程等故事生产有先后、主次之分,这个认知似乎携有浓浓的经验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

哈卡卜(Harcup)和奥尼尔(O’Neill)通过对新闻作品的内容分析发现,具有权力精英、名人、娱乐性、负面新闻等特征的新闻更可能受欢迎,而这些标准并非出于新闻价值,而是“使新闻的选择更清晰,更易于理解”[6]。同时,在新闻价值要素当中,及时性、相关性、认同性、冲突性、轰动性、独特性等要素更为记者重视。舒尔茨(Schultz)进一步指出,独特性、坏消息、冲突性等三个要素排新闻价值前列。因此,经由有权力的精英之手所形构的“中立”传统新闻范式及其相关的“客观性”核心价值一直备受争议,并受到新的理解方式、新实践的挑战。[7]

除了新闻价值论,质疑还来自方法论层面。长期以来,传统新闻以负面和冲突的框架为主,[8]在社会上造成不信任的氛围。[9]研究发现,负面新闻会减少助人行为、降低容忍度并导致抑郁和无助感。[10]长期暴露在负面报道框架下会造成受众对社会问题的脱敏,使他们丧失对新闻媒介和报道的热情。数字时代的新闻似乎并未给新闻生产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因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受众并不像记者那样对时政和其他具有“社会意义”的故事感兴趣。我们必须承认,用户生成内容(UGC)的方式对新闻生产有所影响,但用户赋权的革命性新闻生产的乌托邦式预言并没有实现,绝大多数的社交媒体受众更喜欢共享和传播新闻,而非创作故事。[11]

长期以来,对负面新闻的过度重视和渲染,可能会污染诚信、伦理、世界观及编辑部里的“空气”,造成受众的“同情疲劳”。杨保军认为,评判一种新闻观念的根本方法要看它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即在这种新闻观念支配下的新闻实践,不仅要有利于新闻业、新闻媒介、新闻传播自身的健康发展,也要有利于它们成为促进整个社会良性运行和正常发展的工具或手段。[12]基于传统新闻的认知、价值评判和方法困境,建设性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新闻标准的思维方式,调和了传统新闻价值的极化,并试图扭转现有的新闻价值观、功能观与生产观。

建设性新闻在新闻实践中既赋予知识以对象,又赋予其形式,运用积极心理学和相关领域的技术,坚持一项或多项新闻工作的核心职能,生产“对社会非常重要”的故事。趋于清晰的是,建设性新闻最基本的目标是:新闻工作者如何更好地服务公众,以及哪些因素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新闻的建设性理念古老而新鲜。[13]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早在20世纪初就在《报人守则》(Journalist’s Creed)中提出,“我们相信成功的新闻是……建设性的”。[14]同时期,丹麦新闻专业主义之父亨利克·卡夫林(Henrik Cavling)也尝试生产建设性的新闻,不过这种尝试很快被客观性、自主性、独立性等新闻价值所取代。[15]直到20世纪末,建设性新闻实践在北欧萌芽,其原因与它厚重的平民主义色彩以及与社会现实关联紧密。20世纪90年代,公共新闻运动影响到北欧,并留下了厚重的平民主义色彩。乌瑞克(Ulric Haggerup)进一步解释了建设性新闻在北欧出现的几点原因,包括受众无法从令人沮丧的媒体中找到意义;新闻职业精神沦丧,新闻成为产品,一味迎合受众口味;媒体对世界图景的描绘失真。[16]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个新闻术语最早由丹麦公共电视乌瑞克·哈根普洛于2008年提出。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由凯伦·麦金泰尔于2015年首次提出。作为一种新兴的新闻形式,它将积极心理学领域的技术应用到新闻工作中,努力创造出更有生产力、更具吸引力的新闻故事,同时又致力于“新闻的核心功能”。[17]

建设性新闻概念的形成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新闻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完成的,麦金泰尔将其描述为一个“伞形术语”(umbrella term),[18]因为它包含主干和各个分支,囊括各种要素或因素的概念,辐射多个领域或方向。不但如此,它的源头还可追溯到“公民新闻”这一旧有的新闻形式。[19]两者在“促进更健康的公共氛围”、提升记者能动性上有相似之处。

一般认为,建设性新闻由解决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恢复性叙事四个重要分支组成。[20]解决方案新闻是涉及“关于人们如何应对问题的严格报道”。预期新闻近年也在业界兴起,它关注未来,记者可以通过与消息来源的对话而引向未来发展。和平新闻的概念及实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旨在创造冲突压力环境中的建设性影响;恢复性叙事则意在超越突发新闻的即时性,帮助个人和社区在发生重大事件后进行恢复发展的报道。

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分支的边界并不是泾渭分明或互斥的,相反则是互相交叉的,并可能运用相同或相似的讲故事技巧。[21]它们在新闻过程中使用基于心理学的技术,努力为更健康的公众氛围做出贡献,同时通过报道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新闻,持续致力于新闻的核心功能,发挥重塑社会秩序、唤醒社会责任的作用。[22]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模式,包括了积极元素与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元素,赋予受众权力,维护新闻的核心功能。[23]已有研究表明,读者从文章中的道德行为(比如英雄主义、同情心)能感受到崇高的情绪。[24]尽管关于英雄主义、美德和方案的写作不能像揭露丑闻那样在商业上获得成功。[25]

社会心理学家卡那曼(D.Kahneman)和塔沃斯基(A.Tversky)提出两种认知偏见:热偏见(hot bias)和冷偏见(cold bias)。[26]热偏见是指一个人因情感、愿望、特殊的兴趣和利益驱使而得出的错误结论;冷偏见来自于人类认知功能的内在机制。[27]对传统新闻价值的认知偏知一方面来自于政治诉求和商业诉求,另一方面是价值论生产的内在机制使然。建设性新闻并不掩盖议题中的负面内容,它同时持守新闻的核心功能,但不会像积极新闻(positive news)和好新闻(good news)那样为改善公众情绪而放弃对核心功能的坚守。

不过,建设性新闻的报道方式对中立、客观原则有冲击,因为对报道题材的选择标准受到报道者的主观倾向和受众需求影响。所以有学者质疑其客观、中立的偏移,可能导致新闻机构失去权威和信誉。[28]

影响新闻生产范式变革的因素很多,其中对新媒介逻辑这一外部要素的研究较充分,比如在人工智能、社会化媒体等新媒介逻辑下,新闻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和研究新闻生产。[29]建设性新闻的独特性在于,它更像是一种从内部驱动的边界延扩。建设性新闻观念已趋稳定,并基于此形成了认知观念要素、价值观要素和方法观念要素。

心理变量的引入与“建设性”效果

这种“建设性”观念与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融入分不开,传播学最初的研究就与心理科学密不可分,后者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新闻研究的方法、对象与框架。心理学特征也正是建设性新闻区别于传统新闻理念价值论所在,即持守新闻的核心功能的同时,还增加了“积极心理”这一新的变量。

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在美国心理学界兴起,并逐渐形成了一场讨论积极心理学的运动,[30]其最突出的特征关乎美德、幸福感、创伤后成长、积极情绪、爱和展望。[31]新闻工作者借用积极心理效应,可以扩展记者对人性的认识,准确地描绘世界。凯瑟琳(Cathrine Gyldensted)提出,新闻媒体凭借积极心理学的原理散发出强大的创新潜力,新闻业应增加积极心理的维度。因为它与世界积极心理学的幸福模式相关,并为更精确和全面地报道现实提供了一个文本的起点。[32]

利斯贝斯·赫曼斯(Liesbeth Hermans)和凯瑟琳在荷兰做了一项针对3000多名受访者的调查,探讨积极心理学在建设性新闻中的运用技巧和作用效果,提出“积极心理学是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基础”[33]的论断。

如何将积极心理付诸实践?2017年,麦金泰尔和凯瑟琳提出将积极心理学技术运用于建设性新闻实践的五种技巧,包括理想世界的幸福模式、在新闻叙事之中唤起积极情绪、在新闻工作中加入PERMA[34]元素、运用建设性的采访技巧、专注于解决方案。[35]

例如,在新闻报道中,以“幸福感模式”对抗“世界疾病模式”(the disease model of the world),后者由负面因素构成,例如不良关系、冲突、伤害等。而前者则由积极的成就、成长、意义等构成,如良好的人际关系、创伤后的恢复。[36]随后,建设性新闻的“建设性”六要素被开发出来,包括解决问题导向、未来视野、包容性和多样性、赋权、提供语境、协同创新等。这些建设性要素在新闻业界得到广泛运用。

(1)方案导向要素方面:美国462家新闻机构正在创办方案新闻网(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例如《纽约时报》每周的专栏“修复”(Fixes);英国广播公司也在探索方案聚焦新闻的新故事讲叙方式(Solutions-Focused Journalism)。

(2)未来取向方面:荷兰国家报纸Trouw2017年宣布,面向未来和充满希望的理念成为新闻编辑部的指导原则。

(3)包容性与多元性方面:荷兰大选报道中呈现了多方群体的心声。

(4)参与创作方面:《经济学人》等增强了采访技术,以询问可能的资源、合作、共同点和解决方案。[37]

迄今为止,积极心理学技巧广泛运用于新闻报道中,在受众认知、态度、行为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其一,“建设性”因素影响受众认知、知觉和记忆系统。同时,它还产生知识增量和知识构成的变化。亚历山大·库里(Alexander Curry)和基思·哈蒙德(Keith Hammonds)对755名美国成年人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基于解决方案的新闻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受众:提高受众感知知识的能力;加强受众和新闻机构之间的联系,并激发参与潜能;[38]阅读方案新闻的读者更可能认为他们对文章中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并相信他们自身也可以为解决问题做出贡献。

其二,“建设性”因素影响受众的观念或价值体系。在心理和态度层面,引起人们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建设性报道会提高受众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的积极性,并从中感到更快乐,提升参与感和归属感。具体来说,阅读新闻故事时,感受到正面情绪的人对故事的态度更为积极,并且更倾向于参与一些亲社会行为。[39]与未提及解决方案或无效解决方案相比,讨论新闻故事中的有效解决方案会使读者态度更为积极。[40]不同的新闻类别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正面新闻让读者感觉良好”,阅读软新闻故事的参与者比阅读硬新闻故事的参与者呈现了更高水平的积极影响。[41]有研究表明,建设性新闻甚至可以降低儿童的负面情绪。[42]

其三,“建设性”要素影响受众的行为。读者在接触到具有“解决方案”的建设性因素后,会倾向于主动阅读更多由该机构或作者撰写的文章,或阅读更多关涉该议题的文章,并与朋友或家人进行讨论和分享,从而提升读者对该问题的理解程度。与非解决方案文章的读者相比,基于解决方案新闻的读者不仅表示他们能通过阅读解决方案故事受到启迪,而且还表示他们想继续了解这个问题,并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43]这样,从认知到态度,再到行动,形成一个效果的累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

积极心理策略注重以温暖人心的话语来消解负面情绪,以“建设性”话语消解焦虑与不安,以“情感仪式”作为叙事策略来抚慰心灵。正如盖伊·塔奇曼所揭示的,新闻报道除了“客观性战略仪式”(strategicritual of objectivity),还存在“情感性战略仪式”(strategic ritualof emotionality),[44]表现为大量使用个性化、方案性的新闻叙事进行积极情感的表达。基于这种话语方案,实现受众在认知、观念与行为等层面的独特效果实现路径。

“建设性”实践创新与范式革新

建设性新闻是新闻从业者基于实践(而非理论文献)提出的一个规范性概念,[45]是一次充满实践精神的理论创新。如果说从新闻观念和心理动因切入是基于新闻内部的探讨,那么新闻组织、出版发行与运营等则是从外部层面来讨论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与范式的革新。

新闻流程重塑与实践创新

欧美一些国家的主流媒体很早便开始进行相关摸索,《卫报》《经济学家》《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等媒体在题材选材、报道过程、报道主体、运营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模式。

1.选题多元与社会议题辐射

这意味着“建设性”辐射领域广泛,体现出一种关注现实、发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总体性特征。除了常规性报道议题(比如政治、教育、文化、健康等)外,还在伴随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议题(比如发展、移民)与社会问题(比如歧视、种族主义)等方面发挥作用,议题呈现多元性特征。荷兰《记者》新闻论坛、瑞典电视台(SVT)、法国“火花新闻”(Spark News)围绕社会的热点问题,如人口老龄化、青少年教育、移民、就业、种族主义、宗教等做了大量报道,关注人们生活,致力于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非洲和中东阿拉伯国家,建设性新闻主要发挥恢复性叙事和“回归和平”的作用。

2.在报道过程中融入解决方案理念

英国广播公司推出以解决方案新闻为中心(solution-Focused journalism)的“改变世界的人”“跨越鸿沟”项目、丹麦广播电视台(DR)将建设性新闻理念贯穿于各种新闻报道。此外,记者也常常在采访这一环节中抛出具有建设性的问题,引导受访者或公众思考,触发更多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新闻《跨越鸿沟:土耳其学校帮助叙利亚人融入社会》,围绕问题进行报道,提出解决方案,对他国解决难民融入提供借鉴。

3.引导公众参与新闻生产

新闻生产主体很多样,受众有机会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邵鹏等梳理建设性新闻研究的知识图谱发现,激发公众参与的功能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46]比如,荷兰《记者》新闻论坛,参考读者的专业知识,把读者纳入编辑团队。芬兰广播电视台(Yle),坚持公共项目应支持民主并为每个人分享大量信息、观点及参与讨论提供机会的理念,鼓励受众参与到新闻制作之中。

4. 创新所有权主体与运营方式

在所有权上,探索多方持有的模式,以所有权获取主体能力性的机制化。比如英国《积极新闻》的所有权属于记者与读者,双方同为媒体合作伙伴。在运营方式上,除了一般新闻机构以“付费墙”数字订阅、页面广告为主要营收来源的方式,建设性新闻运营方式更灵活多样。像《纽约时报》的“修复”(Fixes)栏目、BBC等传统媒体多依托整体机构运营收入,支持建设性新闻生产;而新媒体机构,比如《积极新闻》是首家众筹媒体公司,读者出资,对自身关注的新闻议题进行众筹。

如果说,在欧美各国,“建设性”可以理解为对社会责任与新闻核心功能的唤醒,那么在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战乱、疾病肆虐的国家,建设性新闻是一种对社会秩序恢复和经济进步的“应然”。

在经历了1994年的“大屠杀”后,卢旺达记者将报道种族灭绝的“仇恨媒体”(hate media)转变为建设性媒体,在仇恨化解、经济重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卢旺达记者在履行向公众提供信息和教育的传统职责的同时,也充当着促进团结与和解的调解人。他们通过解决方案新闻和恢复性叙事,报道促进希望、身心康复和秩序复原的故事。[47]

在阿拉伯国家,建设性新闻的主要作用在于恢复受众的信任、打击恐怖主义、服务公众利益和振兴经济。[48]克罗地亚的记者认为自己更有责任帮助冲突后的社会转型,并努力促进社会变革、启蒙受众。[49]

由于历史根源和文化差异,建设性新闻在欧美国家和非洲各国家的功能和关注点各有侧重,但都积极介入社会,以“建设性”弥合负面图景中的“荒凉”,以积极话语消除消极心理“阴霾”的内核,在新闻话语中实现对现实社会温情的“媒介按摩”。

新闻范式的反思

唐绪军指出,建设性新闻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闻业,其中原因包括:新闻传播渠道的变化,人人可参与传播等倒逼新闻报道理念、报道方式等领域的更新。[49]它更新了传统的新闻价值、记者角色、新闻要素等认知,并逐渐确立了一种新的新闻范式。

1.更新新闻知识的生产方式

20世纪80年代末,认识论领域出现了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关注知识产生及其传递的方法。区别于个体化的认识论,它更多地从与他人、团体或社会的互动中获得的知识。戈德勒(Godler)、赖希(Reich)和米勒(Miller)指出,社会认识论被认为是新闻和媒体知识研究的新范式

哪怕在数字传播时代,以新闻为介导的知识(journalism-mediated knowledge)仍然是当代社会最成熟、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它在各行各业生成并汇聚而成。[50]知识生产从传统新闻媒体生产和控制的平台转移到其管辖之外的其他平台,呈现出一种称为“数字新闻的认识论”。

传统新闻价值的事实、真相虽说也是通过采访他人的陈述而获得的知识,但这种“事实”也值得商榷。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声称,他“不会辩论记者所说的事实的可能性”,而这种事实更确切地说是在“概念和方法已达成共识”情况下的新闻事实,它涉及“价值判断”。[51]

建设性新闻的一个重要概念要素便是让公众参与,把不同主体间(信源主体、报道对象主体、传播主体、收受主体、控制主体、影响主体)的资源、互动关系融入报道。例如,荷兰《记者》新闻论坛吸引大量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进行写作,并把读者纳入编辑团队。由此观之,建设性新闻从多方主体的参与中获得方案,从不同机构、社会网络里实现以新闻为介导知识生产方式的更新。

2.记者与受众对话模式的建立

从新闻活动内部系统来说,新闻传受双方是新闻活动中最重要的双重主体,传受活动是新闻活动的核心。[52]传统新闻里,记者与受众之间存在距离,往往由记者决定什么是重要的新闻,什么是公众应该需要知道的信息。而建设性新闻业超越了这些传统界限,不仅把受众引入新闻选择和生产,还具备动员的功能。[53]而实际上,只有那些能够满足受众需要的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方式才更可能成为他们选择的对象。

建设性新闻中的记者被认为是“更积极”的角色[54],能够更“主动”地回应社会问题,由事实的“呈现者”、事件的“旁观者”转变为社会的“解释者”“介入者”和“建设者”。[55]传统的角色功能得以更新,记者在事实呈现与报道外,还涉及现实构建,贯穿了从告知信息到参与对话、推动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深入挖掘是建设性新闻的基础。[56]在建设性新闻中,他们负责选择问题、来源和角度,使事件具有可见性和意义,[57]通过这种方式,记者可以积极地塑造新闻从而影响人们的决定、意见和日常生活。

3.新闻价值要素的拓深

盖尔顿(Galtung)和鲁格(Ruge)在1965年就已经提出,记者进行报道的重要选择标准之一便是消极性。哈卡卜和奥尼尔认为当前的线下和在线新闻仍然如此。[58]并且,新闻价值本身被视为意识形态构建的一个部分。奥尼尔认为,新闻价值存在等级制度,名人占主导。这不仅在大众媒体中,“优质”的英国报纸也未能例外。[59]

诸如显著性、客观性等核心观念越来越受到争论,究其原因,一是数字媒体时代,信息可以绕过制度化的新闻媒体;二是谣言和后真相削弱了专业媒体的权威性和客观性,从而失去了“作为提供信息质量的保证”。[60]

建设性新闻在新闻事实和策略的“深度”“广度”上进行深挖,在报道话语中贯彻人文关怀理念,拓宽了新闻主流新闻业的5“W”要素。此外,建设性新闻还问“what now”。目前,传统媒体在5个“W”上已输给了新媒体,但在“so-What”(影响)和Solution(解决方案)上仍然占据优势。所以有学者提出,一篇建设性的新闻并不是忽略负面新闻,而是“让我们更进一步。因为它显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61]

建设性新闻的研究展望

我们讨论建设性新闻基本问题框架的立足点是:建设性新闻是什么,它与社会的关系怎样。所以,除了着眼于记者、媒介组织及媒介文化等研究建设性新闻,还需要立足于新闻生产规范是如何被构建的及建设性新闻理论的中国方案是如何进行本土实践的。

首先,进一步明晰建设性新闻的基本范畴与概念丛。正如麦金泰尔所担忧的那样,研究面临着复杂性,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建设性新闻的概念化,及其在实施中的前后矛盾。[62]近几年来关于建设性新闻概念的研究不少,存在范畴认识不清、运用不当等问题,希望能够结合记者、受众、传播内容等对建设性新闻研究进一步探索,并在未来几年里进一步概念化。[63]

其次,制定建设性新闻生产准则,建立采访、报道与传播的规范。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新的报道形式,其采访技巧、报道准则与传播规则是亟待规范的领域。如何将这一新的新闻形式融入记者群体,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新闻规范?可能还需要展开有针对性的培训。目前,有媒体进行案例库建设。

截至2020年10月,方案新闻网与174个国家或地区的1302个新闻媒体制作了10297个解决方案的新闻。[64]2014年英国《积极新闻》与建设性新闻项目(The ConstructiveJournalism Project)合作,为新闻记者和新闻专业学生提供培训,提升了建设性新闻在英国业界的认同度。

再次,运用积极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探索建设性新闻的心理效果。传播与认知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最常见的有末梢神经系统量度(包括每分钟心跳数、心率变异性、脉搏)、皮肤电导,以及面部肌电图。其中,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技术与方法更进了一步,比如,事件相关电位(ERPs)、脑电(EEG)。近年来,建设性新闻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但对其积极心理效应的研究还显不足,在研究技术和手段上运用不充分,我们需要寻找契合这种新的新闻形式的心理学、神经科学方法。

最后,建设性新闻理论的本土化转译与理论创新。近年来,国内的建设性新闻研究方兴未艾,大多聚焦历史溯源、概念界定、特征辨析、话语建构、全球实践等领域。新世纪以来,唐绪军、殷乐等学者对建设性新闻进行了介绍,2019年出版了《建设性新闻的欧美案例》,并建立了专门的研究基地。建设性新闻研究一时“炙手可热”,一年时间里已有百余篇论文。这些探讨为中国建设性新闻的理论译介、概念梳理做了铺垫,但还属于一个理论理解、消化的过程。

因此,笔者认为国内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一、立足于建设性新闻的内涵与外延,厘清建设性新闻的外在形式与内在逻辑。目前的研究大多还处于理论引介阶段,理论本土化还有待提升。比如,将其混同于正面报道;不知道怎样的新闻文本属于建设性新闻;不知道中国哪些频道、栏目或平台在生产建设性新闻等。西方近年在挖掘西方语境中的新闻“建设性”传统,国内这方面的工作较薄弱。需要注意的是,没有明晰的研究文本和研究对象,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研究容易变成空中楼阁。所以说,建立建设性新闻数据库或案例库可以为新闻生产提供经验对象。另外,适当考虑将建设性新闻纳入国内评奖体系、纳入新闻工作者的培训课程或高校新闻课程内容。

二、建设性新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大厦仍处于“毛坯”状态,还需夯实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凯伦在访谈中谈到,西方学者已运用社会责任理论、角色理论、框架理论、新制度理论等来解释建设性新闻。如何将传播理论、心理学理论用起来,继而进行理论创新仍有待开启,这是一个挑战。在研究方法上,因为心理学方法与技术是进入效果取向的建设性新闻研究的核心方法,它将是国内建设性新闻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钥匙。

三、由于中西方实践模式和历史文化的差异,我们需要在受众分析、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做进一步讨论。要以中国新闻传播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做到以“中国事实”为支撑、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 这不仅有理论对话的根据,还由中国新闻实践的特殊性决定。如此可能更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研究,增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全媒体主流话语建设的路径创新。

作者简介:

晏青,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娱乐传播和传媒艺术。舒镒惠,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文章来源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原标题《建设性新闻的观念、范式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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