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领读 | 年轻人如何才能去国际组织工作?

36氪领读2020-09-23
前景总是光明的!

作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5年的工作生涯中,从一名高级项目专家屡次升迁,最终成为负责教育的助理总干事,并作为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参与竞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多年来在国际组织中的中国官员人数一直偏少。近年来由于国家的努力,有了很大进步,获得了几个国际组织总干事的职位。但是其他级别的官员人数依然偏少。会员国人员低于“地理分配名额”下限的就被认为“代表性不足”,在这个范围内的被认为“代表性适中”,高于上限的就是“代表性过高”。其中各国所缴纳的会费是决定这个名额多少的最大因素,也就是说,会费缴得越多,名额也就越多。

教科文组织会员国缴纳会费的分摊比例完全依照联合国的公式。中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缴纳的会费比例变化很大,20世纪70年代是5.5%,进入21世纪后逐年上升,2016—2018年达到7.92%,2019—2021年更是达到15%。由于美国的退出,中国已经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大的会费国。中国的“地理分配名额”也因会费的影响变化很大,1993年我加入教科文组织时是6~9人。后来逐步增加,到2018年已经增加到23~39人。不过多年以来中国在教科文组织中一直是“代表性不足”国家,官员人数远少于名额的下限。

中国政府早就认识到在教科文组织中增加中国官员的必要性,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会见历任总干事时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当博科娃总干事2010年5月首次访华时,中方就向她提出,希望今后以多种形式派人,特别是年轻人,到教科文组织去工作或者短期工作、实习。

在我担任教育部门的行政办公厅主任时曾经与教科文组织人事局局长一起到中国做了一次工作访问。在中国教育部的安排下,我们在北京、西安等城市的一些大学举办了讲座,介绍教科文组织和如何申请到国际组织去工作。中国政府几任教育部长对增加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人数都很关注。从周济部长、袁贵仁部长一直到陈宝生部长,每当我见到他们时,都会谈到这个话题,也会征求我的意见。我向几位部长都建议过,这件事不能急功近利,要有长远考虑,走不同途径,谋长期效果。我最早的建议是:(1)鼓励所有有志加入国际组织的人申请空缺职位,包括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留学生,不必局限于官方推荐这一途经。(2)国家出资,送人到国际组织工作,以获得经验。

国家出资派去国际组织的人又分两种:一种是派出的中级或高级专业人员,叫“借调人员”,无偿为教科文组织工作,以两年为期。在熟悉了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后,如果内部有职位出缺他们可以就近申请。即使当时没有空缺,将来有机会还可以申请,毕竟这段经历是加分的。另一种是选派一些年轻人,国内出资派他们到教科文组织做“实习生”。这些人虽然不见得能承担重要工作,但也是一种经验积累,时间以一至两年为宜。派“借调人员”的形式韩国用了多年,他们的教育部每年都有一两个官员在教科文组织的教育部门工作,多年下来,韩国教育部有了与教科文组织有渊源的一群人,对韩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很有利,我戏称他们是“教科文组织黑手党”。

在我担任教育助理总干事之后,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与我协商,决定第一批派5名“借调人员”到教育部门工作两年。2011年初我带教育部门的首席人事官到北京,加上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处的官员组成面试小组,对国内推荐的17名候选人进行了面试,最终选出4名。半年后他们来到教科文组织的教育部门和下属的研究所,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工作。后来国内又陆续派来一些“借调人员”,我主管教育部门,所以安排起来也比较容易。中国的借调人员很受欢迎,同时他们自己也取得了工作经验,也算是双赢。

中国自2014年开始向教科文组织派遣实习生,在谈判阶段我向总部人事局局长解释了中国派遣实习生的意义,她很支持。从那时起,国内每年向教科文组织派出20名实习生,一半以上安排在教育部门,作为对我的支持。为了丰富他们的经验,我把他们分散安排在总部单位、下属的研究所或总部外的地区教育局工作。这些实习生在国内选拔阶段就比较严格,来到教科文组织后大多数表现很好,很受各单位欢迎。有些人在实习期满后还得到了临时合同。当这些实习生到达时,我会请他们来我的办公室与他们见个面,给他们一些鼓励与建议,提些期望。我相信他们以后一定会有所作为,长此以往,不愁我们找不到合适人才进入国际组织。

我当助理总干事那些年国内也几次推荐候选人竞争教育部门高级职位,效果却不理想,只进来一个D1级和一个P5级官员。可能有些人会问,你是助理总干事,录用中国人到你手下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吧,其实不然。教科文组织有它自己的一套人员聘用程序,有遴选委员会,有员工工会的监督,有人事局的审查,并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教育部门有近20个D级岗位,这些岗位招聘我当然是遴选委员会主席。但是委员会还有五名委员,是教育部门、其他业务部门和总部综合局的D级官员,再加上人事局的一位官员。有时总干事办公室还会派人作为观察员加入委员会实施监督。对每一个候选人的结论都要大家讨论,取得共识。结论报告每个委员都必须同意并签字,然后上报人事局,再送交总干事做出最后决定。如果来自中国的竞争者相对不强是很难过关的。

这些年进人不多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美国从2011年开始停缴会费,教育部门的职位数减少了20%。这样每年出缺招聘的职位就有限。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大部分在总部人事局做初选时就被刷下去了,教育部门根本就见不到档案。我向人事局局长问过中国人难过初选关原因,她说,一是语言,普遍除了英语没有第二外语的基础。二是工作经历单一,过往的专业工作经验常与职位要求不符。三是除了国外留学经历,鲜少看到其他国际经验。另外中国申请人通常在过往资历上会吃亏。在西方国家甚至一些小国,二三十岁就能当部长,而在中国,40多岁能当副部长的凤毛麟角。有一年在国际民航组织担任总干事的柳芳来我办公室,她也对我说起,国内希望多进人,但是送来的人条件欠缺,她也没办法。

早年间中国申请人条件不全面,通常专业人员外语不够好,外语好的人没有一门专业。这些年来情况已经有很大改观。不过虽然中国的合适人才多了,但是国内经济发展很快,高端人才的机会很多,工资待遇也能够与国际水平接轨,国际组织的吸引力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这恐怕也是中国人进入国际组织不多的一个新的原因。

近年来,国内有关部门常常会选拔一些优秀人才,提供培训,为他们竞争国际组织职位创造条件。其实这种选苗子“定向培养”的办法或许可以解决一时之需,但从长远来看,还是要期待国内通过改良教育与人才使用机制的“土壤”,培养出专业素质、管理能力与外语水平俱佳的人才群体,到那时我们将不会再为找不到合适人才进入国际组织而忧心。

常常有年轻人问我,如何才能“闯入”国际组织并占有一席之地。我总是会告诉他们,首先,你要具有基本条件:有一门专业和从事这门专业的工作经验;英语(或法语)要很好,最好还能会另外一门外语,哪怕不是很好也没关系;有一定的国际工作经验,职位越高,所要求的经验也越多。其次,从专业角度讲,教科文组织这样的联合国机构的官员主要的工作并不是做研究,更多的是进行教育项目的管理与实施,所以管理经验很重要。我们招人对学历的要求是至少有硕士学位,但是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并不局限在教育学,任何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都可以考虑,因为我们把学士和硕士的学历看作是对学生的基本思维训练。

国际组织招人不像国内那样严格要求专业对口。不过工作经验(至少三年)却一定要与所招职位对应。以我自己为例,当年我竞争的职位是职业技术教育的项目专家,我的大学本科是体育专业,硕士是运动生理专业,博士是生物学,虽然与职业教育甚至教育学都不沾边,但是我受过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我的工作经验是在中国教育部的职业技术教育司从事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所以符合专业要求;而我有当过外交官的经历,这是国际组织需要的;我在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当过处长和副局长,这是管理经验;我在加拿大留过学,自然语言能力合乎标准;这样看来我的“综合竞争力”就非常强了。知道这些基本要求,有志者就可以针对自身条件设法补短板。

除了遇有机会就积极申请外,我总是建议想进入国际组织的人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因为这还有一个机会与运气的问题,看适合你的条件的工作岗位是否出缺。机会好的人可能很快就赶上有合适的职位出缺,可以马上申请。机会不好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合适的职位招聘,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经常告诉他们,一边工作积累经验,一边注意招聘情况,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也曾劝他们,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必只盯着教科文组织,其他联合国机构也有各类职位可供选择。申请了职位之后也有个运气问题,有时一个职位有几个很强的候选人,这时竞争就激烈了,鹿死谁手不好说。但是运气好的话,别的候选人都不强,你就有可能“乘虚而入”。当然,积累足够的经验,补上所有短板成为最强者还是正途。

另外在国际组织中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才,像在教科文组织,除了教育,还有科学、文化、传播等专业领域。中央服务部门还需要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法律、审计等各方面的人才。这些对于有专业背景的人来说都是机会。

至于那些已经有幸进入教科文组织做实习生或者进入教育部门成为我的部下的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我会给他们一些指点,有机会时给他们压一些担子,目的是让他们多做事情,有表现机会,以利于他们的长远发展。我总是告诫他们,无论你的级别高低,在完成好交给你的任务的同时,一定还要尽量要求自己去从大局和比你的级别更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向自己的上级提出建议。“不谋全局,焉能谋一域”,当然这句话距离年轻、职位尚低的人远了一点,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千万不要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只会闷头做事,不发表任何意见。在中国,人们可能会觉得你老成可靠,可是在国际组织中大家会觉得你就是个干活的好劳力。以“国际思维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才是正路。

在国际组织工作,国际视野与全球格局不应当只是高级官员需要具备的,每一个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应该努力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自己的眼前工作。我看到许多人平时忙忙碌碌,但是很少考虑宏观上的事情,觉得那不关自己的事。所以我经常对我治下的官员尤其是年轻官员讲,尽管你们还不是决策者,尽管你们每天做的工作大都是些具体的事务,但是你们一定要考虑你们手中的工作如何能够与实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战略联系起来,如何能够让我们的会员国从你们的具体工作中受益。如果想在国际组织中晋升,就要有意识地去开阔视野,树立全球的观念。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我相信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具备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条件,经过竞争到国际组织中任职。前景总是光明的!

(摘自《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9月出版)

书名:《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唐虔

作者简介

唐虔:

1993 年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工作,先后担任教育部门职业技术教育处处长,中等教育、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司司长,行政办公厅主任,基础教育司代司长,副助理总干事。2010 年起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成为该组织负责教育领域工作的最高官员(职级相当于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其间曾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局代局长和人力资源管理局代局长。2017 年曾作为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参与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任总干事。2018 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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