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畅谈:畅谈资本驰骋生物医药蓝海

海松资本2020-08-24
本期内容:快速发展的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如何捕捉新机遇、把握资本市场改革窗口期、走好并购整合道路。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海松资本”(ID:Oceanpine_Capital),作者:深耕硬核科技的,36氪经授权发布。

本期海松生物医药主题沙龙,在生物医药行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重要支柱产业的利好环境下,我们邀请到来自投资界重量级嘉宾,到场的部分其他观众嘉宾有本草资本创始合伙人Karen Liu、尚珹资本合伙人裘育敏、华兴资本医疗及生命科技团队董事总经理余睿、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执行董事林为栋等,针对快速发展的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如何捕捉新机遇、把握资本市场改革窗口期、走好并购整合道路等热点话题,展开跨界圆桌讨论深度畅谈。沙龙精彩纷呈的内容分享,为参会嘉宾们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考。

01圆桌分享 

演讲嘉宾

王印祥 博士丨加科思医药创始人、董事长

魏东 博士丨博雅辑因(EdiGene)首席执行官

韩永信 博士丨北京龙磐投资合伙人

▲嘉宾 观点分享

王印祥博士

目前国内创新药开发的整体环境,与当年创立贝达药业时的比较。

我2003年回国创立贝达药业的时候,在本土找投资人是很困难的,主要靠所谓的3F:Family,Friend, and Fool。当时觉得自己运气比较好,有很多老朋友愿意投资。1998年到2009年,是绿林草莽创业阶段,非专业投资人很多。2010年到2014年,出现了一批正规军出身的新创公司,像百济神州、再鼎等等。有专业的投资团队,有海归科学家,创业公司通过香港和美国市场进行资本化上市。另外还有如恒瑞、豪森、齐鲁这样的老牌医药公司进行转型。2015年创立加科思的时候,环境已渐渐向全球同步发展,以及与Big Pharma合作的合资公司,这第三批创业公司能否在中国市场成功还要拭目以待。

中国创新药公司面临的一些问题。

同质化严重,有大量的化学me-too药物和Bio-similar,成熟靶点抗体和细胞治疗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恶性竞争加剧,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来看,肿瘤领域都变得越来越拥挤。

2017年开始国内公司做license-in模式的很多,中国权益的资产价格被抬得很高。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缺乏专业的天使投资人,使得中后期的可投项目少之又少,到Pre-IPO阶段反而拥挤,创业公司和天使基金融合的尝试,相对美国是比较空白的。

具有一定规模的新药创业公司容易到一个发展瓶颈,人才进不来,投资进不来,激励机制失灵,最后还有中国市场在政策上的冲击,包括医院瓶颈、医保谈判制度等,以上都是中国创新药公司面临的一些问题。

Me-too药物的护城河已不再能护城。

1、同质化、大路货的创新药,生命周期内都无法覆盖研发成本。

2、药品的更新迭代速度太快。

3、盈利预期和周期的不确定性,创新药不进医保则没有销量保证,进医保却会面临50%以上的大幅降价。

此外,目前企业还是靠讲故事融资,没有看盈利指标。已经上市的百济、君实、信达等这一批企业也才刚刚进入到销售阶段,未来等到这些企业发展到了以财务指标判断价值的阶段,将对公司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中国创新药公司的十字路口,出路在于是否走向国际市场。

新药研发公司在资本市场更受青睐,每个行业在高速发展期都有泡沫,但资本喂养的“虚胖”,是否能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肌肉”,而不是赖在国内市场的“赘肉”,还待考验。2010年内靠me-too药物起家的公司将会经历一波洗牌淘汰。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化人才的回归和本土人才的成长,生态环境日趋成熟,2003年国内的生态环境不成熟,主要找研究所合作,效率质控都是不达标的,早年没有这么多上下游的合作环境,而现在国内的生态环境是国际一流,即使Big pharma也有很多找中国CRO来做。此外,效率、成本、质量、收益日趋平衡,目前国际化的好处是同一水平竞争人才,同时研发的成本也在上升。同一个药物同一个剂量在中国做临床比较常见会发生很多副反应,因为中国门诊病人的就诊条件是比较差的,北京高端的医疗机构就诊病人,也很多是已经用过一些其他治疗方式的n线病人。虽然目前美国的临床成本还是相对较贵,人均15万美元,中国病人可能人均20万人民币。但没有美国clinical trial数据的支持,本土创新药企业是很难与美国Big Pharma谈交易的。对投资机构而言,只focus在中国市场,不好说是否能够有足够的回报,目前很多上市医药公司市值是融资成本的两三倍。

新型生物医药公司是创新药的主力军。

新型生物医药公司启动了三分之二的创新研发,同时将近50%的NDA是由新兴医药公司递交的,而公司立项的时候,首先要有Science的基础,其次要从临床倒推能够解决一些痛点,而最终能做到全球前三潜力的项目,才有可能有一席之地。加科思最早的立项就集中在Undruggable target-Allosteric Strategy in Cancer Therapy。

最后引用2004年发表在Nature Review的一段话:今天耀眼的明星都有一段黯淡无光的岁月。要关注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前行的科学家和前沿领域,中国企业才有可能在资本市场的帮助下实现全球First-in-class。

魏东博士的分享

博雅辑因作为新锐biotech是否有资本市场的计划,从CEO角度对于公司未来上市的判断。

中国的biotech和美国相似,由最初的科技成长期进入公司的成长期。博雅辑因2015年成立,2018年在基因编辑技术上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团队并不大,需要的资本也不多,并且可以用服务来补充cash burn。

2018年加入公司后,将公司的策略定为:将基因编辑发挥到最有价值的地方,也就是治疗。这之后,公司对于团队和资本的需求就很大了。公司从2018年的40号员工发展为目前的110多人,公司2018年之前共融资6000万,我加入公司后共融资2.5亿。

2018年底,基因编辑拥有比较特殊的定位,并且在赛道里走在最前面,因此得到投资人认可。基因编辑领域一直在进行快速的创新,公司想建立起好的portfolio,就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公司后续肯定要上市,但初衷是在国内建立起好的基因编辑公司,这一点不会变,不论资本市场怎么变都能找到自己的路。

从出色的跨国企业管理人转型为创业公司CEO,好的CEO对于公司价值有非常大的提升。魏博士从2018年到现在,所经历的重大决策和个人的心路历程。

我的背景比较复杂,1991年北大毕业后去了美国,做过研发、管理,在德勤做过战略咨询,也在跨国公司做过临床项目,最喜欢的就是将最新的技术转化为产品并帮助病人。2018年回国后,带领公司从科学积累的成长期进入到公司的成长期。当年的博雅辑因和美国很多早期的biotech很相似,看到的是技术的潜力,喜欢在很多领域探索,比如基因编辑可以用来做研发、治疗、诊断等。

加入博雅辑因之后,公司首先要focus,但又不能完全集中。国内有三点与美国不太一样:1) 团队。之前我一直待在旧金山,中间有1年时间在Cambridge,组建团队比较容易,而在国内做公司,在北京找到合适的人才并不容易,后来我们花了两年建立了很好的复合型的团队;2) 投资人。当时我对美国的投资套路有一定的熟悉度,但回国后发现很不一样,投资人的经验和期望很不同,怎么和投资人达成共识并且吸引投资人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挑战。基因编辑在国内的发展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找的是跑马拉松的投资人而不是跑短跑的投资人。在经历了贺建奎事件后,我们经常遇到两个问题:中国不做基因编辑了怎么办?美国不卖仪器和试剂怎么办?这些问题在美国是不会遇到的。Biotech如何往下发展、如何与国际接轨,在中国需要自己寻找出路,而在美国有各种先例可以帮助公司找到合适的路;3) 政府。在美国可能只需要和FDA打交道,而回国以后发现公司与地方政府、国家政府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对于新兴领域而言。但以上的这些差异也给了我们独特的竞争力,在项目立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准:公司需要在全球具备竞争力,如果一个项目在中国做没有优势,那就没有必要做,因为赶不上别人。

中国的医药市场和美国完全不同,美国的治疗都是天价,地中海贫血需要花费170万美元,博雅辑因未来对价格的考虑。

定价的基础是clinical profile,第二个是economics。以蓝鸟的地中海贫血治疗为例,其定价的逻辑来自于如果不用蓝鸟的产品,患者需要一直用红细胞输注疗法,有65%的机会活过50岁,如果公司提供一次性治愈的疗法,应拿到患者本该支付费用的一部分,以中国为例大约为600万人民币。蓝鸟评估了中国市场4次,认为中国市场大但是不产生经济价值,因为工艺的成本就不下于二三十万美金,但使用基因编辑的技术能带来很大的成本下降空间。

对于中国30万中重型地中海贫血病人的市场来说,未来一定是量vs价,希望最后的产品能给大部分病人带来利益,国家、公司、病人、社会达到平衡。幸运的是我们不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他大药企的产品进入国内后肯定会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市场的反应并学习这个过程。

韩永信博士的分享

无论从宏观政策、资本火热程度还是创业者激情来看,当前都是生物医药发展的黄金时代,关于资本市场热度的可持续性。

一级市场投资,估值虚高(泡沫)肯定有,但所有企业的估值还是会回归其本来的价值,有句俗话,站在风口猪也能飞,当然有风更好,但是我们也要有逆风的翅膀。

龙磐资本看项目要回归企业的价值,二级市场的价值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

龙磐资本十几年前即在生物医药行业进行布局,也是贝达的早期投资人,投资生物医药企业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龙磐资本最初在生物医药、农业、IT、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都有布局,二期逐步过渡到生物医药,主要投资生物创新和生物器械。

投资生物医药企业关注三点:市场、靶标、分子,把握好这三点,风险即可控,无论项目处于早期还是中期还是晚期,判断技术成分是核心。

更早期的项目没有太多数据出来,要从逻辑判断,立足点从临床需求出发,充分理解竞争者的优缺点,判断一个项目是否有科学基础、有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有做到全球前三的潜力。

Pre-IPO轮项目当前很火热,很多Pre-IPO轮项目因为科创板估值上提。

龙磐资本前3期基金总共20亿,投的60-70%的项目都是中早期,很多是自己投出的Pre-IPO,要判断的是市场不好的时候退出,企业的价值的downside,退出时间和回报率。我们不会因为市场火热跟风而影响价格判断。

02 互动问答 

Q1: 从科学家到成功企业家的心路历程?过程中如何进行产品选择和团队组建以及选择合作伙伴?

王印祥博士:贝达的上市比较曲折,2013年股改,直到2016年上市,整整3年不能融资,基本靠销售的利润来支撑,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历程。

在美国一直在激酶/磷酸酶相关的研究,要做一些新东西是科学家出身的人创业的第一的推动力。细胞内有500多个磷酸酶跟疾病发生和进展相关,但一直没能成药,我一直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进展。PD-1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靶点,SHP2在PD-1的下游,PD-1成功后一直在寻找其下游通路的靶点,认为在PD-1下游成药的可能性较大,并做国际化的市场布局。

融资的角度,前几年加科思在资本市场比较低调,大部分都是从零几年就认识的朋友投资人,包括台湾的朋友、礼来、高瓴资本,还有启明创投。早期投资人需要充分相信创始人。

Q2: 医药领域是否会像芯片产业一样由政府的资金扶持?

韩永信博士:医药领域可能主要要靠市场的力量,真正的创新主要靠小而美的Biotech。通过Capital intensive的集群效应。国家的力量不止体现在资金的支持。

王印祥博士:生物医药企业很难出现万亿市值的企业,行业巨头JNJ市值3000亿美元,辉瑞2000多亿美元,仍然很难与特斯拉、微软的市值相比。将来行业内可能会产生300-400家在某个领域、某几种产品上很牛的公司。

Q3: 未来靶向药的机会在哪里?

韩永信博士:肿瘤的临床失败率最高,所有进入临床的产品在动物模型都有效,cell line把非常复杂的肿瘤变成一个简单的模型,导致很多转换到临床都不成功,胰腺癌是很典型的例子。单靶标point mutation对不同的肿瘤影响不同,例如liquid tumor单药1-2个靶标成功率可能很高,colon cancer可能需要多机理多靶点的结合。对于肿瘤领域,无论是立项还是投资,都需要把靶标放到系统免疫学作为整体来看,从系统的角度治疗疾病。

王印祥博士:肿瘤本身做的最热的,新的东西不断在发现,已知的分子很多不能成药,从药化的角度是越来越难做。有明确肿瘤drive gene的做成靶向抗癌药。免疫的新的靶点的发现才刚刚开始,肿瘤代谢还是空白,例如Agios,但是肿瘤代谢诊断的方面已开始应用,如PET-CT。科学的进展会使接下来要做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Q4:美国的大药企会进行不断的并购,对于国内biotech未来成长的路径和可能遇到的坎坷有怎样的想法和预案?医药公司如何借助政府的力量?

魏东博士:谈一下我对美国市场的看法,美国大型biopharma主要的优势体现在labor intensive、capital intensive的临床、销售和市场部门,比如辉瑞和强生,而小公司最注重、最擅长的创新是很难scale的。美国生物医药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几家的市值超过千亿美金、几家超过百亿美金,很多是十亿美金以下市值的公司,小公司可能一成长到十多亿美金就被大公司收购,五年以后国内很可能变得一样。

Q5: 现在很多生物医药公司都会进行跨国布局,您有没有经历过跨国布局的挑战?

魏东博士:国际布局对于我们而言非常重要,基因编辑有特殊性,该领域的技术在不断发展,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和ecosystem在美国。过去两年我们和美国的多家公司一直有合作,这对于公司未来在技术和产品上的布局很重要。此外,我们有魏教授实验室首创的RNA碱基编辑技术,也基于此和美国一些公司有合作。关键是如何最快地找到最好的应用并进入临床。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壁垒,技术的发展是全球性的。

Q6:目前做新药的创业公司倾向于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王印祥博士:产品的角度要做国际市场的model,在目前的阶段公司只能用license-out模式,拿upfront+ milestones,要框定全球市场的市场份额的royalty。Big Pharma通过对市场的评估,20亿美元的巅峰销售至少需要拿到2-3亿美元的纯收入,考虑到中国的销售成本在40-60%,实际上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整体利润。加科思不做license-in,好的产品创业公司竞争力不足,很难抢到,而只有中国市场的权益又比较鸡肋。In-house的产品能做到license-out,在中国要做到fully functional,囊括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全流程。通过这种模式,拿到全球市场的更高的市场份额。

Q7:您为什么选择出来创业而不是继续做学术?

王印祥博士:我大学毕业后在防疫站工作了6年,在耶鲁大学做完博士后已经38岁了,周围的assistant professor都比我小,当时也拿到了美国的academic offer。但我始终感觉到Paper距离实际的应用还是很远,接受研究所的offer令我depress,没有那么多的兴趣,我的兴趣点在于将实验室学到的东西向应用转化,一定要试一下创业这条路,不然会一辈子后悔。

Q8:龙磐资本是资本市场深耕十几年老牌基金,今年预计敲多少次钟(portfolio公司上市)?

韩永信博士:前段时间刚敲了一次,目前在科创板有7个正在申报,香港有2个正在申报。

Q9:How to identify molecular target, SHP2在加科思立项时还没进入国内的视野。

王印祥博士:贝达的产品是激酶抑制剂,90年代激酶和磷酸酶是同时进行研发的,激酶做成了很多产品,但磷酸酶不能成药,本身王印祥博士就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域,这是一个大前提。另外立项要选通路,500个磷酸酶如何选择?PD-1已经非常火热,就在PD-1的通路中寻找合适的磷酸酶。2014年匹兹堡大学发表的Cancer Research是比较早的重要文献。2018年Nature Medicine揭示SHP2在KRAS的上游,连着发了三篇文章,开始成为热门,但当时加科思已经进入了临床一期,后进者应不好追赶。

Q10:小分子的starting point是什么?现在也有Fragment-based,DEL等手段。

王印祥博士:小分子药物的未来是传统研发和人工智能及计算化学的配合。从Science角度有很多的学术报道和信息,不是从零开始,可以算作是从0.1开始。在此基础上,做first-in-class和me-too,计算化学和智能drug discovery,像成都先导可以在用DEL筛选提供更多的信息,在公司实验室,再去Viva Biotech去做结晶。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阶段要与不同的公司做深入的交流,与外部合作的成本和合作费用远远超过内部费用。

Q11:新的靶点和通路还在translation的阶段,如何去找药?

王印祥博士:确定target之后再去挖最熟悉这个领域的团队,仅靠knock-off的手段会产生很多虚假信息,生物学是非常复杂的,需要专家来提供信息。我们专门去寻找罗氏、阿斯利康、诺华这些公司专门的target validation部门的人才。

Q12:怎么看一个公司的commercialization的能力?

韩永信博士:我们投的中早期项目,都还没有经历销售团队,主要靠判断创始团队的执行力,执行力强,未来市场问题也不大。创新药比创新器械更容易看,因为创新药的自身价值的影响力超过市场化能力,更看重产品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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