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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字新闻认识论?媒介技术是如何影响记者对事实的判断的?

全媒派 · 2020-08-06
2020年最新研究理论拆解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腾讯传媒,36氪经授权发布。

真实、权威的信息传播对于个体和社会来说都有难以替代的价值。随着媒体组织和媒介技术的不断优化和发展,记者们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包括报道标准、方法、信息源等在内的成熟体系以支撑他们进行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记者的这一系列认知实践活动,也使得新闻媒体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信息生产机构之一。

如今,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深入渗透进大众生活,新的媒介赋予了记者更多元的报道方式和信息渠道,但同时,内容来源的鱼龙混杂使得各类假消息不断涌现,媒体的公信力遭到挑战,记者辛苦树立起来的专业信息发布者的角色也受到了质疑。

图片来源:Techspot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精选传播学期刊New Media & Society在2020年数字新闻认识论特刊中的论文,探讨数字媒体下的内容生产如何重塑新闻业的认识论,并通过案例来分析在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变革和挑战之下,记者又是如何获取信息并判断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合理性的。

首先,什么是数字新闻认识论?

在了解数字新闻认识论之前,需要清楚新闻学界所指的知识(knowledge)是什么。Tuchman(1972)认为,“事实”是基于社会建构的,即大家所公认的“真实”,而非真实发生的事情本身,这种“事实”是新闻知识(knowledge of journalism)的重要组成部分。Raymond Lau(2004)、Molotch和Lester(1974)都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也有学者认为,真正的“事实”应该基于个体经验的判断(Ichikawa and Steup,2017)。

因此,学界亟需一个关于新闻知识的成熟理论系统,来帮助业界对于证据和真实的定义达成共识。而认识论为研究新闻业中的认知实践提供了一个适合的理论维度,能够帮助学者和从业者在一些事实判断面前做出选择。

数字新闻认识论还有一个背景是,学界普遍认为,新的媒体技术,例如大数据分析工具以及电脑算法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闻从业者对于“证据(evidence)”的认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近几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倾注到了数字新闻的领域,探讨的话题包括网络溯源(online sourcing)、大数据新闻(big data journalism)、自动化新闻(automated journalism)以及量化新闻(measurable journalism)等。因此,数字新闻的确算是一个新鲜而热门的研究领域。

图片来源:FindGlocal

2019年,学者Esktröm和Westlund提出,相关的研究标志着一个新的研究亚领域——数字新闻认识论(Epistemologies of Digital Journalism)的出现。其重点关注数字新闻语境下,记者在事实判定、新闻生产以及内容传播过程中的认知与实践活动,讨论新的媒介技术是如何影响记者进行事实的获取与判断,又是如何改变记者对于真相的认知的。

了解了数字新闻认识论的背景后,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案例来加深理解。

数字新闻地图对地点认知的影响

数字新闻地图将原本复杂的信息呈现为清晰易懂且更具说服力的内容,是新闻文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沉浸式长篇新闻报道以及互动新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对关于地点的信息进行可视化的过程中,记者不断地在巩固和完善他们关于事实的认知主张。

为了深入了解数字新闻对地点认知的影响,首先需要厘清地点、认知以及新闻之间的关系。作为新闻报道的几大要素之一,地点在文本叙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列斐伏尔认为,地点(places)是被赋予意义和内涵的空间(spaces)。通过归类、分级以及命名,我们将空间转化为有意义内涵的地点。因此,地点是包含了经验认知的场所,不但汇集了关于世界的认知,同时将这些认知建构为有意义的内容。

学者Usher长期关注数字新闻地图是如何建构新闻中关于地点的认知这一话题,她在一篇论文中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数字新闻地图的分析:记者作为地图绘制者、地图使用者以及地图主体。

 记者作为地图绘制者

在生产新闻内容时,记者常常需要制作数字地图以解释和补充相关信息。作为地图绘制者,记者的专业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大数据以及移动定位功能的不断发展,记者关于地点的认知权威受到了来自数据和技术的挑战。

一方面,这些数据可能会误导记者关于事实的认知。在使用由网络爬虫、大数据技术等提供的数据绘制新闻地图并作为新闻报道的证据时,记者首先要判断这些数据是否足以支撑他们做出关于事实的论断,即使是再严密的数据预测,与最后真实的结果也可能会有所出入。

图片来源:The Common Wealth

但另一方面,技术也赋予了记者新的能力。在许多交互式长篇报道中,数字新闻地图使得记者可以展示数据、国家、机构和个体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在帮助受众进行了解的同时,也不断强化自己关于地点和背后意涵的认知。

记者作为地图使用者

记者作为地图使用者的时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报道中使用或参考由其他机构提供的地图;另一种是使用地图来为媒体自身的市场发展做出研判。

图片来源:Daily Republic

在第一种情况下,记者一般会使用由大型机构或科技公司提供的、媒体自身很难绘制出的专业性地图。例如,显示各个街区发生过多少起案件的犯罪地图等等。这类地图直接决定了记者对于事实的认知,并影响了新闻报道的路径。

在第二种情况下,记者会根据科技公司提供的网页浏览、停留时长等数据来改变媒体的传播策略和内容布局。

作为地图使用者,记者依靠他人提供的信息作出关于事实的判断,暴露一定的主观性和认知的脆弱性。

 记者作为地图主体

将记者作为主体的地图包括两类,一种是关于记者本身的地图(Maps of journalists as body counts),包括各个地区的新闻记者分布情况的地图、媒体裁员和倒闭的分布图等等。这些地图直接反映了新闻媒体对不同地区的认知情况,例如,在某些地区根本没有报社,那么说明媒体对该地区的认知是非常匮乏的。

图片来源:UNC Hussm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另一种是关于新闻内容的地图(Mapping patterns of news content)。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绘制关于新闻内容的分布地图成为可能。大数据可以将媒体关于不同地区的报道内容、态度偏向等进行可视化呈现,从而反映出记者和媒体对该地区的认知程度。

与读者的交互对记者认知的影响

随着UGC内容及平台的不断发展,受众有了越多越多参与新闻生产的机会。交互式新闻,即在记者和受众之间的互动中生产内容的新闻形式,也由此产生。在一篇主要关注记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的论文中,研究者Kligler-Vilenchik和Tenenboim 试图发现新闻知识是如何在受众的参与中被共建的。

通过分析以色列记者Schneider在社交媒体上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作者认为这种互动关系在塑造记者对新闻内容的认知方面有重要作用。

图片来源:Sandesh

以色列的记者Schneider于2018年开通了一个WhatsApp群组,邀请感兴趣的读者加入,每月收取4美元左右的会费。Schineider会与成员一起讨论社会问题,并邀请专家进行分享,群组内的内容不允许对外传播。该群组构成了学者定义的中观新闻空间:即介于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网络空间,一般是某一群组的人参与到互动新闻的生产过程中,用来描述交互式新闻发生的空间。

该研究选取了这个名为“worker”的一百人左右的群组,对群组内对话、Schneider发布的新闻Vlog进行了话语分析并对群组成员进行了采访。 

学者们将新闻生产的过程分为了五个阶段:获取、筛选、编辑、传播、解读。在专业媒体生产的过程中,受众主要参与到第一和第五个阶段,因为记者更愿意将把关人的角色把握在自己手里。而在Worker群组的案例中,作者发现,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的所有阶段中。很多组员会在群里分享新闻事件,会为新闻标题建言献策,也会主动转发新闻,并且积极地参与讨论。不过在对信息进行甄别和筛选的环节,记者的权威性和专业性还是远大于普通组员。

图片来源:Twitter

但总的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参与和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新闻认知,记者甚至让渡了一部分认知权威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提供新闻素材并进行对内容创作发表建议。长远来看,这种互动的群组模式能否正式进入主流媒体的生产过程中,仍有待观望和讨论。

新型播报形式对真相认知的影响

时事新闻播报,即在网络上由一家或多家媒体对某些新闻事件进行实时、滚动式的新闻报道,报道的对象既可以是突发性新闻,也可以是提前计划的大型新闻事件。在形式上,是由许多短小的、分散的报道组成,受众在观看的时候通常是由最近的内容往回追溯,内容包括对新闻事件的陈述、专家的点评以及社交媒体的评论等。

学者Matheson和Wahl-Jorgensen(2020)在其论文The epistemology of live blogging中重点关注了时事新闻播报在对新闻真相和事实认知进行建构的过程中有哪些独特的表现。

研究主要选取了两组报道:突发性自然灾害事件——新西兰电台(Radio New Zealand)在2016年11月对新西兰Aotearoa地区发生的大地震进行的时事新闻播报;规划中的时政热点事件——2016年6月BBC新闻对脱欧公投结果公布进行的时事新闻报道。研究者对两次时事新闻播报的内容进行了话语分析,得出了新型播报形式对真相认知的影响。

图片来源:Twitter

研究有以下发现:

1. 叙事结构碎片化

时事新闻报道通常不是按传统新闻内容“总起-分析-总结”的叙事结构展开的,而是非连续性的,即前后两条播报的内容可能并没有紧密的逻辑关系,甚至先后发布的内容可能因为事态和新闻源的变化而自相矛盾。

2. 相互重叠的“当下”

由于通常是由多位记者或媒体同时更新同一个时事新闻报道,因此各个独立叙事结构的时间线会相互重叠,所谓的“当下”也变得模糊,让人很难分清到底哪一个才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图片来源:XuniPlay

3. 新闻角色:消息网络中的多层叙事文本

对时事新闻报道来说,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报道的内容本身,而是报道背后的内容网络。因为时事新闻报道集合了多个新闻源,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报道逻辑。但总的来说,时事新闻播报主要是层与层(即不同报道文本)之间的连接而非点和点(即不同新闻元素)之间的连接,这体现在播报内容主要是对原有报道文本进行转发,也导致了内容重复性会比较高。

4. 作者立场:网络中的平衡

在时事新闻播报中,记者作为内容生产者的属性被弱化,更多地需要将提供信息、分析以及评论等工作结合起来。 记者将来自不同信息源、不同属性的新闻内容整合起来,并把握这些内容之间的平衡,例如用多大的篇幅比例发布专家评论等等。

5.文本特性:动态性和及时性

在事实新闻播报的过程中,新闻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成好的作品被呈现出来,而成为一个共同挖掘、探索、判断和筛选的过程。记者可以根据事情的发展不断地修正之前的报道内容。

 参考文献:

1.Ekström, M., & Westlund, O. (2019). The dislocation of news journalis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epistemologies of digital journalism.

2.Ekström, M., Lewis, S. C., & Westlund, O. (2020). Epistemologies of digital journalism and the study of misinform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22(2), 205-212.

3.Godler, Y., Reich, Z., & Miller, B. (2020). Social epistemology as a new paradigm for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New Media & Society, 22(2), 213-229.

4. Ichikawa, J., & Steup, M. (2017). The analysis of knowledge.

5.Kligler-Vilenchik, N., & Tenenboim, O. (2020). Sustained journalist–audience reciprocity in a meso news-space: The case of a journalistic WhatsApp group. New Media & Society, 22(2), 264-282.

6.Lau, R. W. (2004). Critical realism and news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6(5), 693-711.

7.Lewis SC, Holton AE and Coddington M (2014) Reciprocal journalism: a concept of mutual exchange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audiences. Journalism Practice 8(2): 229–241.

8.Molotch, H., & Lester, M. (1974).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1-112.

9.Matheson, D., & Wahl-Jorgensen, K. (2020). The epistemology of live blogging. New Media & Society, 22(2), 300-316.

10.Tuchman, G.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4), 660-679.

11.Usher, N. (2020). News cartography and epistemic authorit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Journalists as map-makers, map-users, and map-subjects. new media & society, 22(2), 24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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