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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生活在此处

北方公园 · 2020-07-27
“我可以玩俄罗斯转盘,也可以喝着酒,看别人玩。”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老月亮,36氪经授权发布。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的录制在北京南边的一处影视园内,出示健康码、胸牌,乘坐电梯下到一栋灰黑色大楼的负一层,米未的工作人员打开了苹果手机内置的指南针。

穿过无数个形状相似、统一白色的化妆间和走廊,他们将我带到了一个二十平米大小、带沙发和独立洗手间的休息室,等待五条人乐队两位成员仁科和茂涛的到来。

那是节目录制的前一天,远远可以听见参赛乐队排练的声音,门口不时走过几个黑色上衣、戴着胸牌的人,疲惫和紧张的氛围在暗暗蓄存,直到两个穿短裤的男人一屁股坐在了黑色沙发上。

仁科和茂涛没有穿来标志性的皮衣花衬衫,但偏分梳高的油头,还是为空调温度过低的房间带来了一丝热带气味,茂涛的墨镜直到采访结束也没有摘下,他的广东口音带着磁性,恍惚间就将人带入了童年看的香港警匪片中。

“我们今天的通告是不是这个采访完就没事了?”他们询问工作人员,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两个人瘫坐下来,开始闲聊一些什么。

一样的旁若无人,一样活泼的气氛,就像第一期节目中上演的那样,仁科和茂涛像两个人来路不明的闯入者,可以轻轻松松划破任何固有的环境。

采访中,茂涛不知道什么时候甩掉自己的一只拖鞋,光脚翘起了二郎腿。

这不是五条人参加乐夏以来接受的第一次采访,他们前一天刚结束某时尚杂志的拍摄和访问,在被问及“为什么参加乐夏”这样的固定问题时,仁科说:“我再把文字给你复制一遍,我们参加乐夏是为了名和利,同时为了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歌。”

得来这样坦然的答案并不简单。去年《乐队的夏天》在独立音乐圈层内引起了足够大的振动,微博、朋友圈的刷屏,无论走到哪里,朋友和乐迷的询问,都让仁科和茂涛不得不关注到这件事。

最典型的场景发生在杭州酒球会演出之后,一位去年做了评审的朋友极力劝说他们参加乐夏,而饭桌的另一端,另一位朋友持反对意见,两位朋友争辩了三四个小时,最终也没能达成共识。

对这个成立十一年,拿过《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年度音乐奖、金曲奖、阿比鹿音乐奖、金音奖的乐队来说,这样的机会也出现过几次,仁科此前并没有重视:

“我们音乐人是做音乐出唱片的,对这类事没有多大兴趣,而且我们普通话也不好,担心控制不住场面,唱歌没问题,说话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仁科性格外放,茂涛往往是那个不露声色,看着他点头的人。在决定“为了名和利”之前,仁科跟不愿意参加节目的茂涛好好聊了一次,具体的内容他们没有提及,只是在被问到“功利心”相关的问题时,仁科举了一个例子:

“去参加音乐节也拿钱对不对?有音乐就有商业,演音乐节是基于兴趣,说为了钱也奇奇怪怪,总体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也许也是从音乐节带过来的习惯吧,在第一期录制中,仁科没有告知任何工作人员,甚至乐队成员,上场之前跟茂涛商量,想把原定的“大金曲”《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换成了《道山靓仔》,茂涛说了几句“你要想清楚,考虑别人”这样劝说的话,但第一个音起来的时候,他还是支持了仁科。

原先设置好的灯光、提词器全都失效了,仁科和茂涛用海丰话唱着“佬势势(可译为牛逼轰轰)”,并没有跟全场乐迷、工作人员里任何一个疑惑的目光对视。

这两个嘴上复制粘贴了无数遍“名和利”的人,在第一场比赛就因为“想玩点不一样的”,被淘汰了。

仁科和茂涛口中的童年,更像是一段口述的家族史。当他们自然地向你说起“我爷爷是香港人”、“我奶奶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我爸爸的弟弟的哥哥开了一个茶楼”的时候,你很难用惯常理解80后音乐人成长经历的方式去对应五条人。

2012年,《南方周末》撰写过一篇叫做《你敢来踏我们的田?——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的文章,文中的仁科和茂涛,是海丰小镇中经历过家道中落的“贵公子”:

仁科的爷爷曾在国营单位工作,父亲是个开过酒楼、发廊、卡拉OK厅的大厨;茂涛的父亲做泥瓦工起家,在九十年代小镇盖洋楼的风潮中变了成功的包工头,家里买过三菱越野车,后来举家搬到了县城,茂涛第一次放出打口带里的摇滚乐,用的是家里几万块一套的音箱。

一个出生在风中带着鱼腥味的捷胜镇,一个出生在交织着小溪和田野的陶河镇,提起童年,仁科和茂涛开始挥舞双臂,言语散发出光彩。

茂涛把自己的记忆写进了《童年往事》,收录在《县城记》中。最快乐的事总是发生在秋收时节,中秋节前后,地方戏班子会来到小镇里搭上戏台,演一些西秦戏,小茂涛并不关心戏台上唱的内容,戏台下跟小伙伴们的游戏已经开局了。

有时是小小的赌博游戏,有时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大家一起扔铁饼,不小心砸到了老头的脚,“梁栋执支拐子骂爹骂娘讲我去道给你爹听”。游戏散场,摸着没有灯的路回家,在一片黑暗中,一群小朋友开始互相装鬼吓唬对方。

除却戏台、打架斗殴这样的“海丰轶事”,仁科的回忆还有霓虹灯的影子。

在父亲那个用雷射碟机放碟的KTV厅里,仁科往往是帮忙点歌的那一个,音乐响起,很多人就会走上舞台唱歌,“歌王”父亲会跟母亲合唱,唱过的歌能够拷下来再听。歌舞厅楼下,紧挨着老式电影院的地方,父亲还盘下了一个小小的发廊。

不止是这个发廊,让仁科对发廊产生情结,甚至五条人一张专辑的名字就叫“梦幻丽莎发廊”的,还有他“爸爸弟弟的姐姐”开的一整栋发廊。仁科的母亲当时在那个高级的发廊做员工餐,仁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发廊四楼的休息室吃东西,偶尔还会有一些中年男顾客递给仁科十块钱,差他去买一包五块的烟。

“当时的发廊很有意思,九十年代电脑刚刚流行,你拍一张照片,就有人把发型拼到你的头上去,名为给你设计发型,其实是最 low 的那种拼,很贵的”,他说。

而《梦幻丽莎发廊》里具体的场景,发生在仁科离开海丰,搬到广州的石牌村之后,他总会挑一张CD,找一个客人很少的时间去家旁边的发廊,花五块钱洗个头,“这五块钱花得很值”,仁科说,“我可以听到我喜欢的歌”。

后来“家道中落”,仁科的父亲做生意赔了钱,连夜带着家人逃到了县城,茂涛的父亲因为一笔至今未结的工程款宣告破产。

不过,即使家里欠了很多钱,到了做大厨的父亲工作的茶楼,仁科还是能进到单独的休息室,吃到一条专门为自己炸的鱼。

摄影:宋晓辉

就像大多数决定漂泊的年轻人一样,茂涛高考考砸了,打死也不愿意复读,跑到了当时的“打口碟圣地”广州,想听到更多的摇滚乐;间隔三年,在一场“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上认识了茂涛的仁科也“受不了了”,变卖了自己的油画颜料,拎着爸爸买的一袋香蕉,坐上了去找茂涛的,开往广州的黑车。

2009 年,五条人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获得了《南方周末》颁发的年度音乐奖,终身委员是乐评人郝舫、李皖、张铁志,和音乐人老狼、小柯,颁奖词写道:

“五条人”在其首张专辑《县城记》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在音乐日趋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它无异于“盛世中国”的音乐风景画,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在《县城记》所描绘的“乡野”中,有6、70年代偷渡到香港,80年代回家做生意,倒卖港币的“港纸贩子”,有“有雨也累,无雨也累”,坐在田边抽烟的李阿伯、海丰蚊香厂门口抱怨老板的老员工、吃饱了没事干每天跑到制衣厂门口朝女工乱喊的老光棍阿炳耀,也有那首《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唱一唱身边要结婚的傻朋友。

这张专辑诞生的地点不是海丰。先到广州的茂涛投奔了在华师大读书的哥哥,在华师大的男生宿舍里住了一年多,蹭了很多电影课,仁科前来投奔时,因为听打口带爱上摇滚乐,又因为摇滚乐漂到广州的茂涛正在华师大门口摆摊卖打口带,两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毛胚房,仁科卖盗版书,茂涛卖打口带,两人做了“走鬼(流动小贩)”。

那段“走鬼岁月”有些嬉皮、地下的味道。正午故事在《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一文中写过,那间只粉刷了墙的屋子经常会住十个八个人,厨房也用来睡觉了。大家一起弹琴、瞎唱歌,想做生意的时候就出去摆一摆摊,不想出门了就看书、写写东西,攒下钱了,几个人就一人买一辆二手自行车,打算穷游到云南……

第一次出行没有仁科,后来他背着吉他和书,一个人坐着火车走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花光了手里的一千多块钱。

“走鬼”生涯一直持续到2007年,广州为了筹办亚运会严打摆摊的人,仁科和茂涛只好开了一家唱片店。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两人开始整理这些年的作品,在认识仁科之前,茂涛就开始尝试用海丰话创作歌曲,在跟一帮朋友玩闹、“瞎唱”的过程中,《县城记》初见雏形。

之后的故事看起来非常顺遂,仁科和茂涛认识了周云蓬的经纪人佟妍,用她提供的经费录了小样、给乐队命名为“五条人”,保持几乎每两年一次的专辑发行,在各地巡演、参加各类音乐节、签约摩登天空……

而变化也在发生,五条人使用海丰话创作的频率变低了,仁科和茂涛早已不在城中村同居,五条人也迎来了新的录音室、新的乐手。

在《广东姑娘》发行之前,如《南方周末》的颁奖词所说,五条人是直接与“乡野中国”挂钩的,他们似乎被赋予了某种使命,方言需要被振兴,小人物需要被歌唱,五条人的歌曲多少有些功能性。

而在离开海丰,再搬离城中村的过程中,五条人与其笔下那些相对边缘、底层的人物的关系,一度有些暧昧。在《阿炳耀》中,他们直接唱出了“我想到了炳耀啊,真是可怜呦”这样的情感,而像《酒鬼猪哥伯》、《抄电表》这样的作品,则使用了更戏谑、自然的表达方式,如仁科所说,“做一台摄像机”。

2015年,《广东姑娘》发行之后,五条人的视线从海丰转向了广州,歌曲中粗粝、严肃的元素随着海丰话的减少而减少了,留下的空间中多了几分吹着温热的风的城市柔情。

这也是第一张,五条人没有收获完全的赞誉的专辑。地域、阶 级、语言、文本价值……这些严肃的命题一时间加在了五条人身上,澎湃新闻在 2017 年采访了五条人,文章标题是:

进入中产阶层的“五条人”,是否好汉依旧?

在说起录制综艺节目的乐趣时,仁科想到了节目组的发型师,茂涛想到了化妆师。

仁科的发型师是五条人的粉丝,知道他们要来参加节目,把一首《梦幻丽莎发廊》分享到了工作群里,得知五条人被淘汰了,发型师眼里泛着泪花,仁科安慰了他大半天。茂涛则记得自己演出结束,一下舞台就收到了几个化妆师的拥抱。

仁科似乎天生就对人类保有好奇,采访进行中,他会突然停下自己的话,开始询问我手上的矿泉水瓶里装着什么饮料。

“我们可以从生活的变化中汲取乐趣,苦中作乐也好,你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很多人私底下是很有趣的。就像电视台采访一个农民,他在镜头前说话可能很严肃,但生活中的他也许很鲜活,并不单一,我的父母也是这样,他们是很丰富的”,茂涛解释了他们的“乐趣”。

对于陌生人的善意与好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来源于仁科口中的幸运,“不管在发廊、工厂还是摆地摊,我都是被人照顾的那一个,我写的那些人物给我带来的,更多都是蛮温暖的回忆。”

这样的好奇延伸到五条人的作品中,通常被我们称为“人文关怀”。新闻中因为初恋嫁人、开着货车撞上高架桥的司机、被感恩中国网站刊登的乞丐马百草、想象中存在于城市的几百万只猪……

在《世情》中,五条人写到了自己的朋友阿良仔,他们相约去大城市见见世面,设想过一起到巴黎和纽约,歌曲的最后是这样唱的:“阿良仔在工厂从早做到暗,哪儿都不曾去过,他的屋内还存有那么十多张CD,和几本摇滚杂志”。

“你对阿良仔的情感,是同情或者惋惜吗?”我问道。

“你知道鬼压床是什么感觉吗?”仁科反问我。

十六岁那年,离开海丰之前,仁科在工艺美术班学了画画,在母亲朋友了介绍下进了一家贝雕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一座贝壳山前面画贝壳,根据贝壳的纹路绘出一些龙、鱼、丹顶鹤,后来腻烦了,就开始画怪兽。

当时,仁科的母亲、哥哥都在工厂上班,在细分的工种中,仁科的活儿不是最脏最累的,画画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有些创作空间,他在工厂算是文人。

仁科说,他看工厂里的朋友,就是鬼压床的状态,“你在做那个梦的时候,想要醒来时很难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对不对?在你刚刚要醒来的时候,稍微松懈了,又会被吸进去。所以当我看到一些人很有才华,但是什么都没做、没有挣扎的时候,是不会惋惜的”。

在《南都周刊》,张晓舟曾把五条人称为“民谣走鬼”,他是这样解释五条人与周遭人的关系的:

五条人身上一半是流放者一半是流浪者,或者说,一半是漫游者一半是走鬼。所谓流放者,是有清晰的主体意识,是三观坚定的,是自我流放于社会的边缘和艺术的角落,如同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那样的城市漫游者,混迹于流浪汉和烂仔之间,但他清楚自己是个“文化人”。

而流浪者是迫不得已地被生活卷进天桥过道和桥洞里,被卷入沙尘和酸雨中,用广州粤语来说就是走鬼——流动小贩——而五条人恰恰曾经长期以贩卖打口唱片为业,和算命的、卖水果的、卖盗版书的为伍。

而在仁科的口中,从离开海丰,住在石牌村,再到离开石牌村,几乎没有”迫不得已“的成分。

“我虽然可以理解他人追求世俗的幸福,但我不是,也千万不要说什么体验生活,我不是跟社会对着干,也不存在融入,我也属于社会,在我观察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观察我”,仁科认为,大部分为了赞美、朝拜,具备功能性的歌,最后都会变成垃圾,他们没有能力为底层写作,只是在一些经历中,自己接触了、被影响到了,同时也影响了五条人的创作。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五条人之后的作品,可以追溯到维姆·文德斯的《公路之王》、吉姆·贾木许的《离魂异客》、贾樟柯的《天注定》……

仁科说,自己在疫情期间看了很多类似《游民三部曲》的纪录片,他看黑人、印度人、菲律宾人、英国上层,也看艺术家,他兴奋地聊起一个拉美的纪录片中,印第安人使用的一种排箫,吹出来一段非常好的旋律,没有歌颂或者俯视,“你在地球上生活,他们的生存状况跟你有关系,一个都逃不掉。”

对于部分青年文人来说,“别处”意味着文以载道式的“改变世界”、“批判社会”,在各国的乌托邦里,文艺作品能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小的作用,而五条人对于社会议题、底层生活的关心,更像是一种自然、普世的惯性。

仁科和茂涛没有刻意选择任何一个视角,换句话说,他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没有把自己从当下的经验中有意摘出来过,没有所谓“社会责任感”的包袱,影响和被影响共存,这样记录下来的东西,反而成为了另一种关怀。

米兰·昆德拉曾在《生活在别处》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因为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学生们正在搬起大鹅卵石,推翻汽车,筑起街垒;他们的进入世界是喧闹和壮观的,被火焰所照亮,被催泪弹的爆炸所辉耀,生活对兰波来说艰难得多,他梦想着巴黎公社的街垒,却不能离开沙勒维尔。

但在一九六八年,成千上万的兰波筑起了他们自己的街垒。他们站在街垒后面,拒绝与这个世界的临时主人作任何妥协。人的解放必须是彻底的,否则毫无意义。”

但在小说最后,主人公雅罗米尔摆出了诗人的姿势,框入了艺术家、革命者的造型,也没有在别处找到生活,等来解放赋予的意义。

五十几年后,一个叫做五条人的乐队在歌里反复吟唱“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

他们否认时间的线性运动,只认当下(就在节目录制期间,五条人还在准备疫情期间的新作);他们的地域中没有“别处”,像是应了那句“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五条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此处。

在仁科的形容中,《乐队的夏天》可以被看为一个赌场:

“进去的时候必然是想赢钱的,但是在赌场里面,还有很多好玩对吧?我可以玩俄罗斯转盘,也可以喝着酒,看别人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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