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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剧不好看?编剧告诉你答案

首席人物观 · 2020-05-20
接受不确定性,是这个行业的日常课题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36氪经授权发布。

作者:殷万妮

编辑:江岳

顺 利 

疫情让柏邦妮手头一个原定五月开机的项目暂停,也让连轴转了三四年的她终于有机会休息。

这个冬天,柏邦妮和父母依旧在海南过冬。温暖的热带海风中,生活多了很多缝隙,她便自然地自己交给了这些缝隙,有时坐在阳台上吹风、看云,一大朵蓬松的云飘在海面上;有时在夜色里散步,沿着一条路往海滩走,路边常有一个妇人坐在地上削菠萝,熟透的菠萝汁水满溢,还未走近,浓郁的香甜会从远处飘来。

海南,洗去了柏邦妮身上积攒的疲惫。

图:柏邦妮(左)在海南休假

她从业17年了。在接近两个小时的采访里,她向「首席人物观」提到了两次“耻感”。第一次,是聊到她写的第二部剧播出,我问她,对比剧本改动大不大?她顿了顿,回答:

“我写完的戏基本上都没怎么看,说不上来,就有一种羞耻感,好像我写完了就完了,它再拍成什么样不敢去看的感觉。”

柏邦妮入行很早。

2002年秋天,柏邦妮从南京艺术学院影视系退学,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做一名旁听生,那一年,她20岁,家人凑齐一万多块的学费,让她顺利走进了文学系的课堂。一次寒假回来交改编作业,柏邦妮改编了张曼娟小说《喜欢》,受到了老师张巍的青睐。

引荐她入行的,也是张巍。2003年,《浪子燕青》的剧本找上门来,张巍推荐了柏邦妮,没有团队,她首次试水便是独立编剧。

和制片人见第一面时,柏邦妮背着书包,一副青涩学生模样。制片人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山东人,很严厉,但对新人不抱偏见。二人很快切入正题,定好先由柏邦妮出一版大纲。

初生牛犊不怕虎。柏邦妮一口气写完了三十集的剧本大纲,差不多八万字。不料制片人直接拍板采用,第一个本子就成了。

柏邦妮当即收到了制片人给的预付金——2万块现金,用信封装着。

回到宿舍,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钱一张张展开铺在床上,直到铺满整张床。第一次赚到这么多钱,她高兴得在床上打滚儿,招惹得三个室友也来一起滚。第二天,她起了个大早,跑去银行,把这笔钱直接汇给了妈妈。那张寄款单,她在钱包里放了很久。

接下来的写作也很顺利。

柏邦妮保持着一天写一集的节奏,平均每天2万字左右。剧本得按集交给制片人,而当时宿舍没有网,她就在电脑外接一个3.5寸的硬盘,文档写完后存入硬盘,再跑到楼下网吧去上传。

很快,她收到了尾款:8万块。

一个星光熠熠的全新行业,自此向她打开了大门。

注 水 

靳航第一部参与的剧没有拿到署名。

即便如此,他依然是同学里得到资源不错的人。

2017年,靳航跟着一位业内资深编剧做了部抗战剧,以淮海战役为背景,导演执导过一部国民度极高的战争题材电视剧,班底也不赖,定档在中央八套。

靳航是编剧助理。主编把大纲写得很翔实,分配到他的工作难度并不大。只是,和制片方对接时,他们得到的通知是:原本写三十集的剧本,需要改到五十集。

毕竟,集数越多,制片方能找到的广告费也越多。

靳航和其他小编剧们的作业就不得不变成注水。

压力随之而来。有一次,剧组要求靳航一天之内写完一集,对方指定几个人物角色,要求他串出几场戏来。同时,考虑到报备枪炮、火药的使用和成本问题,剧本里不能有开枪的戏份。

“一枪就能解决的事情,让我写一集”,靳航没辙,只能尽量加强注水部分的谍战戏份,而不是一味的靠拖拉、回忆凑时间。

最后,他写出的剧本,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拍出来了。当时一集的稿费四五千块,主编给钱很痛快。但由于制片方要求,靳航的名字没能出现在屏幕上。

这部剧在电视台播出时,已经是一年半之后了。消息还是由远在北方老家的妈妈传来的,她从电视里找出了靳航写的戏份。后来靳航得空,便在睡前把剧翻出来看,结果看了前五集就弃剧了。

不过,靳航与这部剧的缘分很深。

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那一年,靳航住在旅馆,下楼时看见一楼大堂的电视里恰好放着这部剧,便赶快“逃离”了现场。后来想起来,他觉得那一刻既有趣,又臊得慌——自己写得实在没眼看。

靳航当然想成为一位优秀的编剧。他研究生读的是编导专业,2019年又去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进修了一个学期,为进入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准备。

但妥协却成为这些年轻人在编剧路上的必修课。柏邦妮的第二部戏,是一部以《水浒传》人物为原型改编的剧,区别于处女作的顺利,这次她体验的是改戏之痛。

比如,由于女主角片酬高,剧组预算有限,只能压缩戏份,把原本贯穿全集的戏份压缩到二十集。柏邦妮只得配合,把这一主要人物从整整十集的戏份里抽离。

比如,因为制景问题,剧组决定删改三打祝家庄的情节,把李家庄的戏拿掉。柏邦妮无奈,又把原本发生在李家庄的戏份进行腾挪、删减,其中一场人物在李家庄密谋的戏份,被她往前靠了靠,又用改变时间线的方式把地点错开。

后来她清晰地认识到,对于编剧这个职业而言,改戏只是常态。

泡 沫 

谷雨成立独立编剧工作室的2017年,正是影视圈泡沫空前膨胀的时期。

热钱滚滚而入,影视公司云集,很多人“拿个PPT就能做项目”。不少皮包影视公司利用编剧谋取利益,只赚快钱。他们会同时签下大量编剧,但多数人没有基本收入保障,合同陷阱和压榨都是常事。

“让编剧写全本,拿全本出去忽悠着卖。电影剧本字数比较少,三万字的全本写作周期短,搞出五十个全本,总不至于一个卖不出去。” 骗全本以外,骗大纲、骗创意的乱象也并不罕见。

谷雨自立门户,避开了这些坑。

她原本在华谊影视做艺人宣发,后来转岗做编审,即筛选和评估剧本,给艺人反馈建议。期间,包括《庆余年》、《欢乐颂》、《巴清传》等后来大红的剧本,她都读过。《巴清传》原名《大秦女首富》,她曾在给范冰冰的邮件里写道“权谋戏不输同题材......可备选”。

过往的经验和积累,让谷雨的创业有了不错的开端。

成立工作室之初,谷雨便与一家影视公司定向合作——这样的定向合作能大大降低风险。影视公司为他们配备了专门的编剧经纪人,经纪人主要负责编剧争取项目、筛选影视项目,以及看合同等工作。

谷雨很有安全感。有了影视公司的保驾护航,剧本落地的可能性更大,成立三年,谷雨工作室产出了七部作品,平均每年仅有一部作品流产,这个数字在行业内已经算低的了。

但谷雨还是没有赶上真正的好时候。

谷雨在创业一年后开始做一部青春题材的航空职业剧。前期采访中,她带着编剧团队去了深圳航空和成都航空,做了为期半个月的前调。

前期采访是碾碎偏见的过程。为了加强戏剧化,谷雨和同事原本设计了飞行员竞争机长职位、飞机出现意外事故等设想,和机长们聊完后发现,“我们编的故事(自以为职场里非常卖的元素)非常可笑,简直编得天花乱坠。”

一位有空军背景的老机长让谷雨印象很深。一张圆脸,眼睛不大,笑起来眼睛半眯着,似弯月,倒显得和蔼。他是是中国最早一批的民航飞行员,开过战斗机,后来从部队转到民航,退休后,被返聘回来当教员。

谷雨发现一个细节。

不论是学员、飞行员还是机长,进了老机长办公室都好似变了张脸,一副神经紧绷的样子,说话语速也放轻、放慢。老机长的神态反倒没明显变化,只是笑容不比上一刻明显,眼神会自然盯到下属身上,从容中透着狠厉。

这一场景被谷雨用到了戏里。剧本里有一个男主爸爸的角色,谷雨团队原本没有具体的思路,后来决定以老机长为原型重新设计人物。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然而,剧本完成时,赶上范冰冰被曝出偷税漏税事件。谷雨的项目虽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整个行业一夜入冬。

谷雨感慨:“范冰冰的税收事件将一切剌开了一刀,自此,后面是后面的时代。”

演员的天价片酬,以及“小鲜肉+大IP”的万能公式被瓦解。

一个行业的泡沫能折射繁荣。但物极必反,过多的泡沫破坏了一个行业应有的节奏。当逐利的资本得不到触手可及的利益时,便会逐渐松动、褪去。

数据向来是变化的最直观体现。2018年年底,国税总局正式通知,影视行业限期补税,涉及所有影视公司和高收入人员,2019年,2996家影视公司关停。2020年,这个数字翻了1.78倍之多,截至目前为止,已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

耻 感

柏邦妮参与了新版《红楼梦》的改编。她是 9 个 80后 编剧队伍中的一员。

《红楼梦人物谱》涉及近700人,剧本定下388个人物。50集初稿,柏邦妮负责得最多,她独自写了8集,其中黛玉之死是重头戏。

柏邦妮写那一集时,依了导演叮嘱:能否写出黛玉虽身心俱疲、若灯枯油尽般枯萎,但她的死是陷入命运被动状态下的安然而死,而非只落得一个惨字?

“饱满”是柏邦妮回忆起那场戏的关键词。柏邦妮很快便进入了状态,写的那场戏很饱满,人物角色的情感也饱满,至于黛玉的离世,柏邦妮把凄惨美从中剥离,笔尖留下的是一种悲壮的美。

她很满意那一场戏,至于那场戏最后影像化的效果和剧本里的内容出入大不大,十年过去她已忘记。

但柏邦妮还记得,那时的她,对新版《红楼梦》播出后引发的争议完全没有预料。

图:新版《红楼梦》黛玉之死

李少红导演给柏邦妮的印象是非常专业,“很多导演不确定你能提供什么,就会不停地让你试,或者说把自己的压力转嫁到编剧身上。但是李少红导演非常了解每个编剧的能力极限,不会做超出编剧能力以外的苛求。她思路也很清晰,你跟她走就行了。”

不过,创作者的身份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柏邦妮对面对非议时的摇摆,她很淡然。

改编最难的是转场。每一集戏都有重点,曹雪芹的手笔通常是草灰蛇线、伏脉千里,看起来琐碎,实则内容饱满,暗流涌动。让柏邦妮下了大功夫去打磨的,是把每集戏和每集戏的重点连上,人物可能从黛玉转换到宝钗,情节可能也有很大的转变,那么怎么形成一条线索,时隐时现又点点相续,让观众觉得这场戏没断?

又比如吃饭的戏一定要有“抓手”,一场戏通常二十多个人,处理不好很容易落入平铺直叙的窠臼,为了营造戏剧冲突,柏邦妮会从繁多的线索中拎出一条线,以一组人物关系或一个人物视角为轴心,把这场戏错落有致地讲出来,最好还要有余地勾连到其他人物。

“花还是那盆花,繁花似锦,但已经(经过编剧之手)重新插过了......当时能达到导演的标准。我已经使尽全力了,更不可能去质疑她。”

时至今日,柏邦妮依旧敬佩李少红导演在这部剧里的美学风格,她不止一次听到一些90后和00后告诉她,“喜欢新版的《红楼梦》,尤其是在视觉表达和氛围上。”

羞耻感降临,是在写完新版《红楼梦》的剧本之后——柏邦妮第一次加入编剧工作室。

2009年左右,柏邦妮被介绍到业内一家很大的编剧工作室,由一个大编剧带很多新人编剧,同时做很多项目,重量不重质。因为大纲、前几集的分集剧本和定金已经占一个剧本项目的大头,工作室有利可图。

但这样的运转模式让柏邦妮深恶痛绝。

制片人找编剧开会,提修改意见,大编剧只会敷衍搪塞。等会议结束,大编剧便走人,留下柏邦妮等新人编剧在那里一筹莫展。

“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羞耻,很丢脸”,柏邦妮加重了语气。在那里待了大半年,只参与了一个民国题材的电视剧项目,她就离职了。

鄙视链 

4月26日,靳航作为跟组编剧提前进组了。

靳航参与的一部武侠神魔题材的网大(网络大电影)在五月底即将开拍,他在做剧本最后的修改工作。

网大以前处于编剧行业鄙视链的最底层,电影、电视剧、网剧都排在它的前面。不过,身处被疫情加重的影视寒冬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编剧选择了拥抱“网大”。

网大崛起并非一日之功。

2015年曾是网络电影的风口期。一部在爱奇艺独播的网大《道士出山》,点燃了“网大”市场。《道士出山》拍摄仅8天,28万成本,1000万的净收入,成为互联网电影现象级的作品。

图:《道士出山》剧照

制片方吃到了甜头,短时间内趁热打铁,同年又推出另外两部系列电影。

一时间网大成为了太多人眼中的商机,热钱大量涌入。2015年全年共有网络电影611部,2016年总数量猛增至2271部。

随着需求变大,无论是演员还是编剧都被大量需要。靳航也收到了一张迟来的入场券。

2017年,靳航在一位剧组同事的推荐之下认识了一位制片人,后者原本相中他的一部武侠小说版权,见面后相谈甚欢,索性邀他改编成网大剧本。

那也是网大环境出现变化的时期。2017年开始,平台审查更为严格,观众审美悄然改变,网络电影的门槛也提高了。据统计,网络电影数量从2016年的2271部减至2017年的1763部,同比减少22.4%,2018年共上线1241部,同比减少29.7%。

短平快的粗糙作品不再吃香,所幸,这也并非靳航所好。他在2018年下半年完成了编剧初稿,期间陆陆续续改过大约十稿。2019年上半年,制片方拉来了一千万的资金,资金大多用于制作电影特效。组建起来的剧组也很专业,之前做过《斗破苍穹》、《新天龙八部》等电视剧。

投资大、班底专业,为了拿下这个项目,靳航在报酬上做了让步,他更看重的是署名——独立编剧的署名对新人来说,意味着更多的资源甚至话语权。

剧组终于在9月2号开机,一个月后,剧组杀青。

一切如愿。转折也随之发生。随着靳航第一部署名的作品落地,更多项目找上了门,院线电影、电视剧、网大、合拍片都有所涉及,今年,靳航至少还有三部网大要做。

“编剧和策划应该是产业链上受到冲击相对小的职业。” 靳航说。编剧处于影视创作链的第一环,在地点、环境上的受限小很多。

寒 冬 

疫情改变了很多,但始终未变的,是编剧在影视行业生存链条中的被动性。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计划开机项目有90余个,但截至目前,仅有24个项目开机。对比去年前四个月78个的开机数量,今年同比下降了69%。

疫情之下,上游制作方资金短缺,即便已经立项,也存在中途夭折的风险。生产周期延长、剧组成本缩减、工作酬劳降低等问题,落到从业人员的身上,足以让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变得拮据。

在编剧头顶,寒冬从未远去。

柏邦妮曾经因项目流产而在家里连续几天嚎啕痛哭。三年前的那段日子很难捱,剧本临近截稿,柏邦妮生了一场大病,腹部常常痛到直不起腰,她一边敷热水袋,一边硬撑着码字,一个月里有半个月是这样的状态。最终项目没成,可心病却落下了,那段时间,每每听到周围提起角色的名字,柏邦妮便控制不住地难过、落泪,后来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去调养身体,直到去年才真正康复。

“一个剧本最后能不能落地,基本就是命吧,天时地利人和任何一样出现问题都成不了”,接受不确定性,是这个行业的日常课题。

为了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国内不乏资深编剧正在转向制片人。制片人负责拿创意去售卖,这意味着,除了创作以外,编剧还要学习主控项目的方向,同时具备把控市场的能力,这并不容易。

作为新人的靳航也在努力。他做过一部院线电影的演员副导演,其余时候,也常常主动进组。在片场,除了做跟组编剧以外,他也当场记、负责录音,做些剧组里的杂事。他想要更懂戏,把所学所用融会贯通地用到创作里。

“遇到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题材,可能会尝试做导演。”

靳航有一个想写的剧本,与爷爷的生平回忆录有关。靳航和爷爷便是通过这本回忆录完成了唯一一次的深度对话。他第一次拾起它是在2017年的夏秋之间,当时靳航在参与那部国民内战的电视剧项目,而爷爷是辽沈战役的参战老兵。

爷爷生于1927年,逝于世纪初,靳航原本对这本回忆录是不在意的,对它的唯一印象是,小时候回村子里探望爷爷,爷爷总在伏案写作,写的便是这本回忆录——由爷爷出生时的岁月写起,时间线横跨几十年,直至写作的当下。

回忆录是手写版,一共八本,一本几十页的厚度,纸张是普通的大开笔记本内页,此前连同爷爷编撰的家谱一同放在大伯家保管,家族默认这是要往下传的东西。

“不会因时代节点处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而多费笔墨,也不会因这一章节是家庭琐事就少写。”这是靳航第一次细读爷爷的人生。他有自己的叙事节奏,偏好事无巨细地一一道来。爷爷聊到自己因为擅长扔手雷而在几次战役中立了功、因偷日本军的粮食和物资而被通缉、以及自己无奈从一名解放军成了为国民党队伍中的一员,还加入了个自封“十三太保”的小团体......

因为故事诱人,又糅杂了太多的喜怒哀乐和命运捉弄,靳航不消一个下午就把回忆录全部读完了。

“我想写成剧本,就是碍于审核不好处理”,说到这里,靳航欲言又止,这是他未来日子里一个模糊的计划。

国产编剧们难以改变自身被动的命运,他们当中有的无奈停下、转行,有的靠其他收入来维持创作,好在大多数编剧有一颗对创作的不死之心。

这个群体仿佛自带一股韧性,纳得下种种波澜又荣辱不惊,宛若一只只逆风飞行的候鸟,越过冬天,候来春天,再品尝四季,他们不曾停下,直到飞入下一处栖息地。

(应受访者要求,靳航、谷雨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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