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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经济学家何帆:反思瑞幸造假,流动性过剩导致“演久成真”盛行

巴伦周刊 · 2020-05-17
更懂中国消费者的企业才能在中国市场上找到更多的商机。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ID:barronschina),作者:张晓添,编辑:康娟36氪经授权发布。

如果你渴望发现中国经济的内在趋势,了解何帆的观点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著名经济学家”这个称谓之下,何帆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他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一线调研中,长期深入新兴企业、山村小学以及“小年轻”群体,为的是寻找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当投资者为“新经济”心潮澎湃时,他曾尖锐地指出互联网的力量可能被高估,而传统制造业的力量可能被低估;当众多学者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变化热烈讨论时,他把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鲜明特点写进经济著作中;当大多数人为“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而焦虑时,他开始反思过快的全球化能否长期持续……

5月11日,何帆接受《巴伦周刊》中文版专访,进一步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趋势、商业思维变化以及全球化的最新思考。“国产品牌在国内市场上的机会已经到来……更懂中国消费者的企业才能在中国市场上找到更多的商机。”他说,“我们更强调‘人是能自己做选择的’……年轻一代更希望通过消费来表达个性,他们会寻找能够表达自我的产品。”

对于自称“新电商开创者”、市值接近700亿美元的拼多多,何帆仍然持谨慎态度。“拼多多希望打造一条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链。从理论上来讲,我认为这是值得做的。但能做到什么程度、如何克服这个困难,需要继续观察。”他说。

针对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丑闻,何帆认为,全球流动性过剩“鼓励”出了一种“吹牛皮”式的商业思维,并大为流行。但如今,这种思维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的市场环境现在已经到了竞争非常充分、必须‘深耕细作’的时候。”他说,“抱着‘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想法,不惜在‘比快’的过程中撒谎、造假,未必就是好的策略。”

何帆目前担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兼任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以下是采访实录:

《巴伦周刊》中文版:您提出中国经济“基本盘”的概念,它是一种潜在趋势、还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基本面”?

何帆:很多人观察中国经济会看外在的现象,比如经济周期。近两年还有很多来自外部的冲击,比如说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但我们觉得,如果你要理解中国经济,你必须要去看它内在的“基本盘”。这是经济演化过程中,基于过去所有经验的积累,所形成的自己的一套生态系统。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很难改变的,很难在短期之内被拿走。这跟我们原来讲的人口红利、体制因素不同。“基本盘”是把中国经济当作一种物种演化去观察,从进化的角度、生态的角度去看。

我们已经积累的很多优势或特点,互相之间是形成配合的。更通俗地讲,从宏观角度,“基本盘”就是如何去理解中国经济生态系统。从微观角度,每个企业和个人也有“基本盘”,它所对应的是一个生态学概念——“生态位”,也就是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所占有的资源的组合。

《巴伦周刊》中文版:通过常规的经济数据去观察经济冷热,是看不到这种“基本盘”的?

何帆:经济的冷热是一种最终表现,它可能是对外界变化的反应。比如,我们体温升高可能是因为体内有病菌,而“基本盘”关心的是我的免疫系统到底怎么样。只要守住中国经济基本盘中教育、代沟、市场、全球供应链、技术创新这五大变量,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拥有新的动力。

具体而言,我们的教育会绝地重生,我们的年轻人会登上历史舞台,我们庞大的生产能力和不断提高的消费能力之间会引爆商业创新,我们的企业会进一步融入全球供应网络,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重新定义很多学别处学来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失去了之后还能拥有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如果这个基本盘还在成长,那中国经济就会继续成长;如果这个基本盘已经显出颓势,那中国经济就很可能会失去未来的增长前景。

《巴伦周刊》中文版:《变量》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著作。中国消费市场增长的大趋势一直是投资者所关心的,尤其是海外投资者。近两年,国内媒体先后热炒了“消费升级”以及“消费下沉”这些概念。您看到的中国消费市场趋势是怎样的?

何帆:很难说是“升级”或“降级”。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是“升级”,但对于另一些人是“降级”。另外,对于有一些产品来说是“升级”,对于有一些产品来说是“降级”。

从宏观来看,消费是一个收入的函数。如果你的收入增加了,消费才会相应地增加。同时,经济学上还有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表示你愿意从收入中拿出多少来消费。总体情况是,由于我们收入增长的情况不是特别乐观,它制约了消费。消费本来应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尽管它现在占的比重是很大,但其实潜力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我们还有很多政策空间。比如,更好地保证大家的收入增长,解决诸多跟收入分配有关的问题,减少贫富差距。这都有助于提高消费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这是一个宏观的角度。

但是,如果我们从企业或企业家角度来看中国的消费市场,结论又会不一样。从总量来看,你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一个像中国规模这么大、增长这么快的国内市场,并且它还处在快速变化之中。

从微观角度来说,中国消费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我在书里面也讲到,跟国外品牌相比,国产品牌在国内市场上的机会已经到来。这是因为,我们看到年轻一代(比如90后、00后)的消费理念与更年长一代(70后、80后)大有不同。

原来大家对名牌、尤其国外品牌非常推崇。一方面是因为“显摆”和炫耀心理,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假冒伪劣产品的顾忌——大品牌起到了减少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作用。

最近几年,年轻人会认为自己的特点就是自己的优点,更强调通过消费来表达自己的个性。他们会寻找能够表达自我的产品,比如“国风热”。同时,国内品牌及产品的品质跟过去相比也有很大的改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国潮”,也就是一些国产“潮品”崛起的新机会。

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消费市场还是机会最多的。但是,企业必须要转变打法,要更多地去理解本土市场,以及本土消费者的需求和意愿。更懂中国消费者的企业才能在中国市场上找到更多的商机。

《巴伦周刊》中文版:在谈到中国人口相关问题时,许多经济学家会指出老龄化、人口规模缩减等趋势。您为什么会更加关注中国的年轻一代?

何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存在的,并且是中国今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其实,这两年我们一直想写老龄化的问题。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话,我今年的新书里面可能有一个重点的调研,就是老龄化。

跟其他学者不太一样的是,我们更强调“生育决策只能由个人自己选择”。我们不想把人口当成是一个“工具变量”。

如果你真正去理解年轻人,你其实能看到他们慢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至少我们观察到,这一代年轻人他有他自己的特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他们不像上一代人那样十分看重物质。当然他也希望自己有钱,但他不会把挣钱当成是唯一目的。他们有时候会为了自己的爱好、兴趣,走另外一种我们原来认为不可思议的人生道路。

在很多企业管理者看来,年轻人不好管、没有那么勤奋。但从另一个方面去看,他们不愿意空谈理想,他们特别愿意干点什么东西出来;他们特别愿意表达自我,你就必须得给他机会,让他能够表达自我。

中国现在到了需要更多创新、创造力的时候。如果我们把那些需要更多创新、创意的工作,酷的工作、好玩的工作、可以自己做主的工作交给年轻人,他们应该比上一代的人做得更好。

《巴伦周刊》中文版:面对这样的趋势和变化,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成为长期赢家?

何帆:我觉得未来发展比较快的企业会是那些企业文化比较年轻的企业。

企业文化年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企业本身就是年轻人创建的,天生就带着年轻人基因。互联网企业,比如我们调研过的极飞、优必选、拼多多,员工都非常年轻。另外一种是企业创造出一种相对比较开通、开明的文化,中国的这种企业相对较少。在历史比较长的企业里头,万科就算一个,它是少有的下属能跟上级拍桌子吵架的企业。

套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如果你是一家“学习型企业”,你成长的机会会更大。

反思“演久成真”式商业思维

《巴伦周刊》中文版:瑞幸咖啡看上去也在讲述一个关于中国消费市场和年轻一代的故事,但最终以财务造假丑闻收场。您从瑞幸的经历中看到了什么样的趋势性变化?

何帆:瑞幸事件很复杂,它背后既有诚信问题、人品问题,又有商业“打法”的问题。造假的问题在硅谷也出现过。比如,一度被誉为“女版乔布斯”的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她创立的公司后来被认定为大规模欺诈。一家红极一时的独角兽企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我的观察是,它在告诉我们:原来大家习以为常的一种商业思想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从“新经济”蓬勃发展以来,商业界有一种非常流行的一个“演久成真”的思路(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也就是说,“吹牛皮”吹到最后就可能成功。大家认为,“吹牛皮”不一定都会成功,但如果不“吹牛皮”,成功的概率会更低。

你用常识就能判断出这样的思路是不对的,但为什么它这么流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反思的问题。它很可能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全球的流动性太多了,也就是钱太多了。过多的钱在追逐过少的好的投资机,才会“鼓励”这种“吹牛皮”的思维。以至于,大家相信钱能够买到市场规模、钱能买到消费者的忠诚、钱能买到更先进的技术、钱可以帮助一个企业进行行业整合……现在看起来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我觉得那种“比快”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现在要回归到“比慢”的时代。如果你是刚刚进入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第一时间 “跑马圈地”会是一种好策略。但我认为,中国的市场环境现在已经到了竞争非常充分、必须“深耕细作”的时候。抱着“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想法,不惜在“比快”的过程中撒谎、造假,未必就是好的策略。

《巴伦周刊》中文版:从您过去两年发表的一些报告来看,您似乎并不那么看好拼多多这家公司?

何帆:我在2018年、2019年都写过这家企业。2018年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没去拼多多调研。那时黄铮(拼多多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讲“北京五环外的中国人”,他把拼多多描述成“下沉市场”的参与者。当时我的基本的判断是,如果你只是关注“下沉”,你无非就是在一线城市“韭菜”被收割完之后,到“下沉市场”去继续“收割韭菜”。实际上越是“下沉”,你能够获得的利润空间就越薄,这无异于菏泽而渔。所以,我当时特别不看好这样一种商业模式。

后来我通过拼多多的供应商和用户发现,与男性用户相比,女性用户更喜欢拼多多那种购物方式,而且似乎与收入水平无关。2019年去拼多多调研后,我发现他们是一家典型的“理工男”企业:会做事,但不会讲故事。

虽然拼多多把自己与“消费下沉”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它的用户并不只是收入水平偏低的人。在对一些产品的需求上,收入高的人和收入低的人其实是一致的,比如,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都会去逛菜市场,都会在菜市场讨价还价。所以我觉得拼多多把这个故事讲偏了。

此前,拼多多依然遵循着那种电商的思路:打造一款“爆品”或者“网红”产品,然后就能赚一笔钱。后来他们发现这种模式很难持续下去。

现在,他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打造一条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链。从理论上来讲,我认为这是值得做的。原来很多中国企业都是为海外市场生产产品,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以外需为导向的产业生态系统。但现在外需订单在下降,需要这些企业回到本土市场,而很多外贸企业并不具备这个能力。

类似于电商这样的平台企业,理论上有能力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整合整个产业链。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与人与己都是有利的。拼多多现在也愿意干这件事情,它们在山东、浙江等地都在做尝试,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需要继续观察。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怎么来克服这个困难,是我现在在观察的。

我对拼多多并没有成见。如果这家公司在变,那么我的观点也跟着变。如果他做得好,那我会表扬他;如果做得不好,我就批评他。我对我关注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

狂飙突进的全球化无法持续

《巴伦周刊》中文版:回到产业链的问题上。近来关于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说法加剧了经济学家们对于全球化退潮的担忧,但您曾指出“全球化速度太快会带来问题”,并认为“适度保护本国经济”并不完全是坏事。为什么?

何帆:如果说全球化突然之间退潮、供应链断裂,那对中国来说会是一场灾难。但问题是,我们过去习惯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全球化的黄金时代”。

那实际上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而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正是那种狂飙突进的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最终是会给大家带来收益,但是它会引起很多与收益分配相关的问题。比如,资本、尤其是大资本获得的收益会更多,而普通民众获得的收益更少。

经济是嵌套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中运转的,全球化发展速度很快的时候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并导致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会使得全球化无法再持续下去。

从历史上来看,也不是说只有全球化才能够促进经济繁荣。比如,美国在20世纪最繁荣的一个时期是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美国并没有对外开放,经济中有很多领域是被保护起来的,为什么经济还很繁荣呢?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它的生产潜力全部激发起来了。那之后约翰逊总统提出“伟大社会”,主要是在关心本国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

那个时候,美国的贸易保护程度是比较高的,但国内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当时美国一个蓝领工人的收入和一个白领工人的收入大体是差不多的。但现在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了,所以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就越来越多,民粹主义思潮就泛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肯定是对的。但当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各个国家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我们还一味地要进一步对外开放,未必能被接受。

我们已有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最大的政治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满意,而中国现在最大的经济也是让中国的老百姓满意。

《巴伦周刊》中文版: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力度空前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结合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历,本轮大宽松是否会导致疫情过后出现通货膨胀风险?

何帆:短期内,如果不去救经济的话,通缩的风险更大。但从长期来看,未来我们可能会回到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而原因不只是现在出台了这么多刺激政策。

过去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很独特的时期——全球的通胀水平都很低,大家可能都忘了通货膨胀这回事。

这是由几个原因决定的。第一是因为全球化,有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压低了欧美国家的商品价格。第二是技术进步,它使得产品的质量提高而价格不变。我们现在对通货膨胀的统计很难把这种技术变化考虑进去。另外,那段时期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储蓄率都很高,引起了伯南克所说的“全球储蓄过剩”,这压低了全球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同时,大宗商品价格过去十多年基本进入一个低位盘整时期。这带来了一种“低利率、低通胀、高增长”的奇特组合。

长期来看的话,这几个因素可能慢慢都不再起作用了。最明显的就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一定会提高价格水平。全球储蓄过剩的趋势可能也要结束了,中国的储蓄率也在下降。这样的话,压低全球利率水平的力量未来很可能就不复存在了。技术进步还会继续,但是它能不能像过去一样那么快、把价格水平拉低,这很难讲,因为它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所以,长期来看,我们可能会回归常态。如果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再加上经济回升,应该是会导致通胀压力的。但短期内仍需采取行动救活经济,没必要太担心通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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