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记者手记:那些准备迎接末日的硅谷人,真的是杞人忧天吗? (下)

神译局2020-05-07
他们的宗旨是:在灾难降临时,最小程度地依赖国家社保体系,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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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早在疫情流行起来之前,硅谷就出现了一批“末日准备者”,他们囤货,找地堡,买枪,随时随地准备逃生。一方面是媒体的冷嘲热讽和大众的不解,另一方面,这个末日准备者的队伍却在不断壮大。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准备?这个群体如何形成?末日准备者背后又怎样体现出美国社会的阶层划分?记者通过亲身经历和采访,为读者解答这些问题。本文来自《纽约时报》,作者Nellie Bowles,原文标题“I Used to Make Fun of Silicon Valley Preppers. Then I Becam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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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准备者”们准备的应急救生包 | 图片来自《纽约时报》,摄影Tamir Kalifa

末日准备者的话题:“怎么样才可以买到枪?”

十年前,拉米(Ramey)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马特奥(San Mateo)定居,并担任线上广告创业公司isocket的首席执行官。有一天,在和一位创始人喝完咖啡后,拉米无意中看到创始人的后备箱里有一个大袋子,里面都是发生灾难时的应急物资——创始人解释道,这些应急物资包括医用急救箱,部分食物和水,地图,指南针,电缆,以及可以切断安全带的锋利刀片。

拉米回忆道,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决定成为硅谷的末日准备者。

几年的时间里,准备者们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圈子,拉米经常会被各种创始人问:“你这些工具要怎么摆在一起?”或者是悄悄问:“要怎么样才能买到枪?”

后来,拉米开始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创新顾问。他和别人共同创立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这是美国国防部在硅谷成立的科技成果转化试验组织机构,主要负责将民间的新兴前沿技术引入国防部。后来这个项目把“实验”二字从名称中去掉,把它转化为一个常设的国家部门。

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之后,拉米对国家抵御危机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我曾经以为那个机构里聚集了很多聪明人,他们正在处理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当我走进房间一看,我发现我想错了。他们真的还在用软盘运行核代码。”

当特朗普当选之后,拉米觉得需要开始认真为末日做准备了。2016年,他从湾区搬到科罗拉州。他觉得美国人需要比以往更加重视末日问题。但是他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偏见:在大部分人眼里,末日准备者都是这样一副古怪的形象——隐藏在乡下的掩体中,偏执,保守主义,担心核弹爆炸和全球革命。

他也遇到过一些极端的末日准备者,自己只是想请教如何把地震逃生工具整理好,对方却和他讲希拉里如何计划偷自己的孩子。

成立The Prepared

拉米想要为末日准备者搭建一个国际化的、自由的线上平台,让那些担心气候变化、社会不稳定和政府出现危机的人,能够在这里相互交流。

拉米最开始做了一个谷歌文档,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一招行不通。最后他创办了The Prepared网站,并招募了科技新闻网站Ars Technica的创始人之一乔恩·斯托克斯(Jon Stokes)。

斯托克斯说:“在我的圈子里,大家普遍都有一种断裂感,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然后大家开始反思:也许这个世界并不会按照我们期望的样子去发展。”

拉米将The Prepared网站的用户称作“理性的准备者”,因为他们会不断计算风险值,根据风险做不同程度的准备。拉米表示,这样的群体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人的攻击,但是管理员尽量不让这些人进入网站,任由其宣扬阴谋论,引发混战。拉米的很多读者都喜欢低调行事,不希望朋友或者邻居觉得他们是古怪的偏执狂。

疫情让硅谷末日准备者重新出现在聚光灯下,他们的队伍壮大到原来的三倍。新加的投资者中还有Google AdSense的创始人以及Facebook和Twitter的高管。

这样的变化不乏讽刺意味。硅谷内部有这么多末日准备者,但正是硅谷的科技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帮助美国经济腾飞,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此杂货店不再囤货,而是依赖于完善的物联网进行统筹和配送。就连医院也开始只储存够用几天的设备,没有准备的意识。

斯托克斯说:“做末日逃生的准备其实是为了把我们从一种‘一切都已经最优化’的惰性思维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评估真实状况,并做出自己的决定。”他正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农场躲避疫情,“我有太阳能电池板和大容量电池,也囤了一些杂货,但是我的医疗资源没有准备充足。”

来自富人的担忧:“他们会来抢我们的食物”

虽然疫情导致大量初创公司裁员,但是很多人仍然把眼下的混乱视为一种机会。

投资者们一直在寻找那些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初创公司。一位社交媒体公司的主管告诉我,病毒给未来五个月带来的变化将抵得过平常五年带来的变化。医生们现在开始通过Zoom看病,学校开始上网课、开设线上讲座,各个公司开始适应全员在家办公的模式,线上购物比以往更加火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现在电影院已经让位给流媒体,健身馆败阵给线上健身教学视频,2010年我们期待的虚拟现实社会正在成为可能。

对上述改变的需求本质上是对科技的需求,而硅谷的科技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点,并且可以给美国经济注入一股强心剂。但是这样的改变依旧会让很多“理性的末日准备者”感到担忧,因为这样的科技会加剧社会不平等,最终导致革命性的社会大爆发。

拉米说:“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开始觉醒,他们会说‘我们不能任由社会这样发展,总有一天那些人会来抢我们的食物’。”当富裕的一小撮人开始为病毒危机做准备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来自社会层面的更大的危险。

丹妮尔·莫里尔(Danielle Morrill)是一位企业家,他于2017年卖出了一家分析初创公司,是The Prepared的投资者之一。她最近从旧金山搬到了丹佛,在这里为末日的到来做准备。

她说:“突然有一天我开始意识到,这种(为末日做准备的行为)其实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特权。”

译者:Mich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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