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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文化产业:刹车之后,转型加速

腾云 · 2020-02-21
“宅经济”走红、饭圈行动,娱乐消遣中迸发出“价值判断”。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作者:腾云,36氪经授权发布。

疫情下的文化产业:刹车之后,转型加速

在此次疫情期间,文化产业特别是数字文化产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同时也为大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产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家对疫情的焦虑和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抑郁情绪。

新冠疫情对文化产业带来了哪些影响?该怎样应对?文化产业在抗疫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

8位文化产业领域专家学者给出了如下思考。

01

▶ 文化产业整体压力大,“宅经济”走红,高新技术扮演更重要角色

祁述裕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创新工程首席专家,教授

文化产业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很大,具体表现为:

1、一季度整体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承压大,数据面临断崖式下滑危险。

在疫情冲击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失去了春节红利。2019年春节期间,国内电影票房59.05亿元,观影人次达1.3亿,占全年票房9.2%;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比增长8.2%。2020年春节假期,电影春节档取消,旅游市场全面停滞,文化旅游产业受到巨大冲击。

2、大量文化企业面临现金流压力,部分文化企业存在资金链断裂风险。

文化旅游景区全面关闭,没有收入,却要承担巨额的财务费用和设施维护费用、人工成本。酒店行业、文化项目等面临租金、融资成本、人员费用压力。庙会、灯会、演出等文化活动,前期筹备耗资巨大,现全面停止运营,投资打水漂。影视剧拍摄中止,需要持续增加投资。旅行社退团退款歇业,民宿全部停止运营。文化产业由于具有项目周期长、投资大、无形资产占比较大的行业特性,更加剧了价值变现和现金回收的压力。

3、文化产业园区、孵化器和集聚区等以集聚式、规模式、连锁化发展的主体形态面临空置危机。

实体书店、影剧院、网吧等以人员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实体文化消费场所和公共文化活动空间面临相应网络运行形态的替代冲击,刚刚回暖的文化实体消费面临发展困境。

4、文化特色村镇、生态旅游重点区域、城市更新社区等因为疫情面临生存发展难题。

相应区域的在地居民未来一段时间的收入来源和劳动就业陷入困境。文博旅游、文创产品开发、研学旅游、红色旅游,夜间文旅消费等作为近期政府拉动内需的重点产业形态受疫情冲击非常明显。

5、疫情对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城市管理能力,危机应对能力和安全应急能力成为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软性影响因素,而应对疫情的一系列管控措施可能会影响城市形象。

我们也要看到文化产业特别是数字文化产业在疫情期间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

一是线上消费需求的增长给网络视频、直播、游戏等产业带来利好,“宅经济”走红。由于观影消费需求无法在线下满足,院线的客流直接转化为视频网站的流量。主流游戏产品的日活跃用户数和用户时长都出现了明显上升。

二是高新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实际应用在加快。疫情让众多市场主体更加意识到了科技应有和创新驱动对维持产品竞争优势的作用,加快研发投入和模式创新成为众多文化企业渡过寒冬的选择。

三是文化生产的个体化、自主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B站为代表的UGC降维式互动视频生产模式和专业向互动视频生产模式的“爆红”明显提前了用户介入内容生产的时点,短视频时长的放开和新兴应用技术的开发一方面降低了制作门槛,激发大众内容生产热情,另一方面也为专业精品的产生积蓄了力量。

02

▶ 疫情之下,文化产业的危机与机遇

张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一直在转型,处于剧烈的结构变化之中,与数字技术高相关度与低相关度的行业之间的发展差别迅速拉大,文化产业发展的旧窗口期逐渐关闭,新的窗口期不断打开。

此次疫情突发,是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转型踩了一脚油门,也是对于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模式踩了最后一脚刹车。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转型的重大窗口期被迫提前到来,文化产业的整体转型被强制性开启。

整体来看,此次疫情使得我国数字文化产业迅速崛起,从“消费互联网”向“生产互联网”发展瞬间提速,倒逼新技术应用、新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的生死选择,将激发被传统体制束缚的文化生产力的爆发。

比如说,如同其他行业一样,文化产业的中小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大量倒闭不可避免,但是,必将首先淘汰那些习惯于依赖政府扶持政策生存的文化企业,以及那些重资产型的、寄生于地产经济的文化业态。

与此同时,也必将凸显那些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生态型”平台企业强大的生存力,将打造超大型平台企业与小微型企业的新型合作业态,在商业模式上做出弹性转变。

看清了这个走向“数字化文明”的大趋势,政府需要做的事情也就清楚了。

首先,我们应该抓住疫情所带来的机遇,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推动文化产业回归文化市场,以“原始创新”的精神进行发展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将惯性的线下发展转向线上,为文化产业大规模转型开辟道路。

第二,抓住数字技术变革的机遇,以大力建设新一代文化基础设施为突破口打造数字文化产业新生态,将巨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以供给侧技术革命服务于数字文化生产和消费需求。

第二、为建立健全数字文化市场奠定法制基础,既要保护信息安全更要推动信息公开。建议马上拟定《信息公开法》,以最大可能的放开对信息自由流动的限制,以保障全新的居家工作、网络教育、自主就业等依托网络的全新生产和消费时代的到来。

03

▶ 影院行业面临严峻考验,部分地区电影业态面临极大挑战

支菲娜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研究员

受政策与市场环境影响,2019年中国电影银幕增速仍然高位运行,银幕建设呈现以下特点:

一、原本春节档市场预测为80亿元以上,但实际上整个春节档票房“贴地运行”。2月份票房也基本归零,3月份,部分疫情较轻的地区是否能够恢复影院开放,也是未知数。

二、新增影院和新增银幕大量下沉到有条件的县级城市和乡镇。其中,一线城市新增影院140家、银幕1070块;二线城市新增影院260家、银幕1675块;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新增影院1027家、占比71.97%,新增银幕6142块、占比69.11%。

三、县城及乡镇的新增影院体量小,设备较为简陋。平均每家影院6块银幕。

四、县级城市影院及乡镇影院恐将迎来倒闭潮。大多数县城及乡镇影院设备相对简陋、运营经验不足、潜在观众少、电影消费较为落后,本身难于与地级市影院相竞争。春节档收入占大部分县城影院年收入的约一半。因疫情影响,县城及乡镇影院恐难为继,并连带相关从业人员失业。

自2020年1月中下旬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服务业受到明显冲击。影院行业作为娱乐服务业的一种,在未来一段时间,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其原因在于:

一、可见范围内,春节档及2月、3月的票房基本“贴地运行”。春节档市场预测为80亿元左右,但实际上整个春节档票房仅约700万。

二、受疫情影响,全国电影票房将面临大幅下行,并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电影属于大众娱乐消费行为。除春节档外,可以预见,疫情将大幅影响观众观影心态。

三、湖北、重庆等疫区电影业态将面临极大挑战。疫区多为经济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城市,本就是重要票仓。疫区群众生理和心理健康需要较长的恢复期,与其他非疫区相比,疫区电影市场恢复更为迟缓。

四、县级城市影院及乡镇影院恐将迎来倒闭潮。县城及乡镇影院设备相对简陋、运营经验不足、潜在观众少、电影消费较为落后,本身难于与地级市影院相竞争。春节档收入占大部分县城影院年收入的约一半。因疫情影响,县城及乡镇影院恐难为继,并连带相关从业人员失业。

04

▶ 疫情当下,数字文化产业社会责任得到体现

周逵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SARS发生的2003年,我国传媒产业规模大约为3000亿人民币,整个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总产值8000亿元人民币,当时短信刚刚普及,抗疫信息的传递主要通过短信进行,广州二月份疫情一天的短信发送量为四千万条。

而到了2019年,中国传媒产业总规模达20959.5亿元人民币。中国游戏市场规模为2144.4亿元,网络视频内容行业的市场规模为2016.8亿元。

从两次疫情的时间跨度看,中国经济的结构化转型已经发生,传媒文化行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因此,在疫情影响之下,青年数字文化、在线视听消费成为特殊时期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娱乐型行为。线上电影首映、视听节目的分布式录制成为了数字文化产业生产和传播的新尝试,或许会催生出创新性业态;短视频互动答题、网络游戏中置入的健康传播知识成为了数字文化产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05

▶ 数字文化产业价值凸显,要注重发挥其文化引领作用

郭嘉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系副教授

此次疫情中,大量文化企业面临现金流压力,部分文化企业存在资金链断裂风险。小微企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相对于大型企业明显较弱,以现金流判断能够支撑3个月及以上的文化企业并不多。

而从文化产业生态来看,不同规模企业上下游协作关联程度高,小微企业生存也关系到大型企业疫情后运营恢复周期。

数字文化产业的价值在疫情期间凸显出来:

一、线上消费需求的增长给游戏、直播、网络视频等产业带来利好。比如春节档电影《囧妈》撤档后在网络平台播出,三日播放量超过6亿。B站和摩登天空合作“宅草莓不是音乐节”,几十万网友足不出户同步看直播。

二、主流媒体利用数字技术扩大了影响力。“央视频”联合中国电信全天候24小时实时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实景,有超亿人观看。这一方式实现了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而且扩大了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有利于传播主流声音,使民众团结一致聚焦在共同对抗疫情的关键议题中。

但是此次直播将灾难议题焦点立于娱乐消费逻辑之上,变严肃议题为戏谑狂欢,消磨灾难中人们的深度思考能力和对抗灾难的严肃性,也有损媒体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疫情之下,如何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作用,发挥金融财税手段的杠杆作用,以有限资金用于最薄弱环节,确保文化企业保有蛰伏渡困的能力是施策重点。文化企业也应发挥好文化引领作用,激励民众一致共渡难关。

06

▶ 疫情下移动互联网的媒介迭代效应凸显,提供了极好的反思视角

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疫情对于文化产业的影响,从媒介形态的视角,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疫情对文化产业整体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其中以电影、旅游为代表的实体产业所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另一方面,在移动互联网的媒介迭代效应下,数字文化产业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在局部领域得到了加强。

此次疫情中,直播、短视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例如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施工时就有数千万人通过直播“云监工”。由“回形针”团队制作的科普短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也火爆全网,总播放量过亿。

直播、短视频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的媒介文化表征,在疫情期间,不仅即时、透明地传播了相关信息,全行业还积极地承担起相应社会责任,对于“凝民心,聚合力”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社会影响。

此外,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这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介学习模式得到进一步普及,“饭圈女孩”有组织、高效率地支援疫区物资则展现了“饭圈文化”的多维面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游戏接管了今年的“春节档”,在疫情期间起到了排解消极情绪,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作用。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形态,相较于传统媒介,具有效率更高、辐射范围更广、时空上相对自主的特点,移动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此次疫情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反思视角,即我们要充分重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特点、形态和规律。

07

▶ 在游戏之外,疫情之下的网民迸发出罕见的“价值判断”

陈曦

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疫情期间,线上文化生活展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活跃的生命力与多样性,线上文化产品异军突起,在特殊时期彰显出了消弭时空界限的互联网生活新场景。

线上供给急速对接线下海量需求

此次疫情期间,线上反应可谓迅速,“云刷馆”——在线参观500家博物馆,“祖国500+旅游景点VR全景”等链接火速传播。

无疑,这响应了全国人民集体居家状态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但“和平时期”文化主体对线上建设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定位高度一时间展露无疑。

纵向、横向无死角对比之下,以往对线上建设投入到位的博物馆、美术馆、景区景点,在此番较量中非主动性胜出。

此时,强调大众线下亲身体验的机会不得不让位给“线上领略”,线上的体验感从未如现在这般重要,故宫的“古画动起来”又一次将绝大多数博物馆的语音导览甩在了后面。

网民消遣娱乐中迸发出罕见的“价值判断”

网络与手机游戏在特殊时期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多家多种类游戏的参与人数大大增加的同时,时间与金钱投入也屡创新高。

但此次网民在游戏之外,开始关注游戏开发商与运营商在对抗疫情中的表现,这种“价值判断”在“和平时期”并不多见。

网民或者玩家会关注市场主体是否为抗击疫情做出了努力,是否捐款?捐了多少?是否捐献了急需的医疗用品?并且将他们的看法以发帖或者跟帖评论的方式向社会发布。

这对文化市场主体来说是一种新的考验和评判,未来,游戏产品宣传与社会责任担当并举,可能会成为文化企业市场营销时不能失衡的两个重心。

文化企业的“危机公关”众生百态

疫情期间,全国服务业受到重创,尤以旅游业为典型代表。以云南为例,在文化旅游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间,春节长假本是一次极好的营销机会,但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旅游业迅速进入冰冻期。

“游云南”云南旅游官方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应对变故,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立了疫情期间的应急服务体系,在APP首页发布云南16州市安置滞滇游客的及时信息;开辟抗击疫情的“实施辟谣”频道;发布疫情地图,追踪疫情实况,公布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名单;发布与疫情相关的紧急寻人信息及交通管制信息;开通退票保障渠道等等,将旅游服务平台与防疫抗疫无缝对接,无疑成为云南政府及线上旅游平台在此次抗击疫情中的出色表现。

另一方面,特殊时期,政府将工作重心全部放到对抗疫情上,业界如何利用网络资源与平台为疫情后的云南旅游业做好厚积薄发准备,则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努力。

搜集国际及国内重要旅游平台的信息时不难发现,各个市场主体的网络营销更加密集,景点推介更加优化,推介转向十分明显,平时仅注重线路与价格,而现在则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关注内容、特点、深度与服务,云南旅游在此方面的危机公关则明显乏力。

疫情彻底结束后,旅游业必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08

    ▶ 粉丝行动主义:饭圈等年轻社群在募资中展现出惊人的动员能力

    林品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此次疫情无疑严重地冲击了娱乐行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人员聚集,阻断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的娱乐性场所都暂停营业,而各种影视剧摄制组和真人秀节目组也都不得不暂停了拍摄工作。

    在这样的形势下,粉丝群体的线下应援活动显然也无法进行。但值得关注的是,饭圈文化依然以别样的方式在疫情当中显影。

    首先,许多粉丝团体都以惊人的动员能力、组织效率和工作热情,筹集并捐赠了应急物资。这些团体的高效源自他们在过往的应援行动或者说“数码劳动”中已然形成的分工协作网络,源自他们在日常的购票、打榜、募集资金、筹备物料、转运分配等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经验。

    与此同时,同一明星或者偶像团体的不同后援会之间的相互竞争,让粉丝团体形成了某种权力制衡,而相对扁平的组织架构,也让后援会成员能够对相关负责人的决策与账目进行某种民主监督。

    同样引人瞩目的是,在央视展开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实时直播中,许多网友给工地上的机器取了拟人化的名称,随即使用饭圈文化的话术套路,在直播页面的评论区和其他社交媒体上为它们/他们组CP、写同人、手绘卡通图、制作表情包,甚至为它们建立超话、应援站、反黑站,成立粉丝后援会。

    而央视也很快对此有所反馈,设置相应的互动机制,鼓励网友为这些拟人化的机器进行打榜应援活动。

    这种事实上源自“二次元民族主义”浪潮的修辞话术,让宣传机构能够将某些由非人格化的政治机器所完成的行动转译为某种由“二次元萌系角色”的“人物设定”所驱使的行为,从而让一些原本难于顺畅达成的意识形态表述获得别开生面的讲述样式。

    另一方面,这也让传播机构得以挪用粉丝动员的话语方式来开展意识形态性的情感动员,从而激发那些长期活跃于粉丝社群的年轻网民,去积极主动地运用她们久经训练的应援手段以及她们最为熟悉、最为适应的话语体系。

    但值得反思的是:在经过上述变形的饭圈文化当中,工程机械的“拟人化”,会不会伴随着建筑工地上那些活生生的工人的“非人化”?“云监工”身份的轻松获取,会不会伴随着公民监督权的淡忘?

    当前线劳动者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以超常的工作强度夜以继日地奋战时,由打榜应援引发的娱乐风潮,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原本可以也理应投向前线劳动者的目光,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原本可以也理应投向物资保障部门的舆论监督力量?

    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曾经使用“粉丝行动主义”一词,来描述他在网络时代观察到的某种以流行文化连接公共事务的行动模式:

    粉丝团体从流行文化中提取出一些象征符号和话语资源,借以反思现实世界的既存秩序,发起现实空间的公共动员,进而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信息传播、善款募集、志愿服务、集体请愿等活动,尝试为自己支持的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尝试对相关机构的行事决策构成有效的影响,尝试在公共领域发出集体性的意见与诉求,尝试促成一些渐进性的社会改良。这样的“粉丝行动主义”,是否也能够在中国的饭圈当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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