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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领读 | 疫情之下,制造业的未来要怎么走?

36氪领读 · 2020-02-13
中国有能力把产品的综合生产成本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种成本控制能力依托的是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系统,而不是哪个廉价的生产要素。

编者按:疫情之下,虽然目前制造业企业陆续进入了复工状态,但是员工实际到岗情况、物流恢复程度等因素让一些企业倍感焦虑:以当下的工作进度,订单是否会被客户取消?客户是否会选择其他地区的供应商来更换?而如果这样的局面出现,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是否都会接连受到影响?以下内容摘编自《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作者施展结合他与团队在2019年从北到南对越南做出了深入调研,在书中展示中国制造业的真实力量与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演化逻辑,探究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走向。

供应链网络的力量

中国发育出今天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中的分工越来越细,单个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可以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网络中无数个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而且配套关系可以依照订单需求不断动态重组,以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中国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和熟练工人群体,则为供应链网络供给着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高度竞争性的环境、中国人强烈的发财致富的欲望,都让这个供应链有了无与伦比的效率。

供应链的这种运转效率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哪怕是生产一个低技术产品,除非这个产品对供应链的需求很低,并且人工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很高,否则其他国家不大容易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有能力把产品的综合生产成本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种成本控制能力依托的是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系统,而不是哪个廉价的生产要素。

而且,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并不仅仅依托世界市场的拉动,还依托中国内部庞大消费市场的拉动。近年来,国内消费市场的拉动效应越来越明显。

2018年以来就开始有大量中国工厂正在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大规模转移的消息。而施展和他的团队通过调研发现,就算越南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发展起自己的供应链网络,但它自身的体量过小,能够支撑的供应链规模是完全无法与中国相比的;虽然它面向全球市场,但由于其过小的体量,所能支撑的供应链规模还是与中国有着巨大的差距。那么,越南供应链内部的分工深度和配合弹性,即供应链的运转效率,也是远远比不上中国的。

这也就意味着,转移到越南的制造业企业,如果是对供应链有较高需求的,那么从中国供应链进行采购,尤其是从中国采购生产流程上游的各种标准件,还是会比从越南采购更高效。这样一来,向越南转移的制造业能力,就不是从中国转走了,而更多的是与中国的供应链形成一种嵌合性关系。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中国与越南的通关成本不能太高。随着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的推进,中越两国的通关成本在不断下降。他从在广西的调研中也得知,中越两国的通关效率正在大幅提升。几年前,即便是资质比较优良的发货商和承运商,在中越最大的陆上口岸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要为一辆货柜卡车办理通关,顺利的情况下也需要4个多小时;现在,顺利的话只需1个多小时就够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正式签署,如果能够顺利签署,则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之间会结成更大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这些都会继续降低通关成本。

他在调研中还发现,笼统地说有哪些公司把工厂搬迁到越南,意义不大。因为现在的全球经济已经是在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生产者会在各国寻找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将生产环节配置在合适的地区。就越南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来说,一方面是生产要素价格上的优势,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另一方面是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在关税上的优势。

考虑到这些,我们就可以发现往越南转移的生产企业的一些特征。这些企业不是把完整的生产线搬过去,而是把生产流程中特定的工序转移到越南。基于前面的数据分析可知,转移到越南的特定工序往往是最后的组装工序。因为这道工序只需要把零部件装配在一起,而不需要再对零部件做复杂的处理,对于供应链的需求相对较低,人工成本占比相对较高,越南在这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但越南在前段环节(对零部件做相对复杂处理)的能力还不大跟得上,相应的制造业便很难转移到越南。

在这种生产能力转移的逻辑中,用传统的划分方式对不同产业做技术的高低之分已经不合适了。同样一种产品,其不同生产工序或环节的技术含量是很不一样的,不同工序的增加值也是很不一样的。在生产工序进入跨国分工的阶段后,传统的生产概念就已经被打破,传统的分析框架便也遇到了适用性边界的问题。

施展和他的团队在越南考察时获得的大量相关案例表明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并不是从中国转走,而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一种外溢。

智慧制造与隐形知识

面对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工人,而又希望提升产能的问题,解决办法之一就是以机器替代人。近年来,很多企业都在努力进行业务和技术升级,实现“智慧制造”。施展认为,大热的“智慧制造”这个理念应该被拆解为两个部分—“智慧”和“制造”。二者有着一些不引人注目但很重要的区别。

比如以工业模具制造来说,在研发环节,由客户提出要求。但客户的要求经常只是一种功能性的描述,产品具体该是什么样子的,客户也说不清。这就需要模具厂与客户共同开发出框架性的方案。进入设计环节,模具厂会把这个框架性的方案细化为具体的操作方案。接下来是编程环节,操作方案会被转化为数控机床上的程序。之后,数控机床开始对钢材进行各种精密机械加工,做出模芯所需的形状。最后,把机械加工出来的若干个模块组装在一起,完成一套模具的生产。

如果研发工程师和设计工程师对于具体的生产没有经验,就很难想到方案的很多细节是否有可实现性。这些细节诸如:注塑时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其物理属性是否能实现那些细节;按照某种方案,模具材料的强度能否保证必要的使用寿命;模具的进胶点以及排气孔位置该如何设计。要想将这些问题全都考虑周全,就需要工程师有足够的生产经验。

并且,这些经验有很多是难以量化、无法言传的。因为,对于各种材料的物理属性,诸如膨胀率、缩水率、流动性、冷却速度等,材料的生产厂家只能给出一个大致范围,而不可能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这就意味着每一种材料—无论是注塑过程还是模具本身所用的材料,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都会有误差率;注塑过程中,进胶点和排气孔位置的设计会影响误差率的作用范围;一系列生产环节的配合过程,也会产生或影响误差率。所有这些,又都是要通过编程来落实的。复杂的结构设计,要涉及电子、机械加工、程序设计、化学、材料等多个行业,还涉及多种材料的使用、多个环节的配合。一系列误差率叠加起来,生产出的实际产品就很可能和理想中的设计方案相去甚远。

该如何通过巧妙的方案设计,来让这一系列误差率相互协调,最终将误差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呢?一方面,它需要想象力;另一方面,它需要老师傅丰富的生产经验。但是,这种生产经验高度依赖工匠的感悟力。这种感悟力类似于艺术直觉,无法通过简单的讲述来传授,必须在长期的实践中才能体悟出来。就像我们无法通过向另一个人讲述如何游泳—哪怕把各种姿势、角度、技巧讲述得再好—来教会他一样。这个人必须亲自尝试,跳到水里,划水,呛水,在实践中才能学会。而且,在学会之后,他也没法说清楚自己是怎么学会游泳的。他能讲出来的,只会是一些表面上的原理,而更深层的东西,他虽能体会到却无法表达出来。

老师傅的生产经验里,有着一系列像游泳这样的,存乎于心但无法通过讲述传达出来的知识。这种知识,学者迈克尔·波兰尼称其为默会知识或隐性知识,以区别于我们通常所关注的显性知识—后者是可以用书面 文字、图表、数学公式等进行表述的。

隐性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化的理解力、领悟力、判断力,镶嵌在实践活动当中,无法以规范化的方式加以传递,只能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让徒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悟出来。但这种方式令隐性知识难以大规模地积累、传播。波兰尼进一步提出,隐性知识是显性知识的前提,人类正是以一系列隐性知识为前提,才获得学习显性知识的能力的。

规范化教育所传递的都是显性知识,但正因为作为前提的隐性知识的存在,“人”才不会被规范化教育单向度地塑造,而是在学习过程中有着一种积极的主体性—通过隐性知识不自觉地决定该如何消化和理解显性知识。这保障了“人”是学习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从而令“人”能够突破给定知识,形成创造力。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生成。

在这个意义上,正是隐性知识给了人以自由的可能性,把人塑造成螺丝钉的各种努力也因此在本质上都会失败。隐性知识还有显著的情境性和文化性。隐性知识的获得、运用和特定问题所处的具体情景,以及主体对这一问题和情景的直觉性把握有关,也和主体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隐性知识的这些特性,使得世界必然是参差多态的,不至堕入整齐划一的命运,也让人类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时,具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因此,隐性知识对人类不仅仅有一种知识学的意义,更有着一种关乎人类命运的类神学意义。

考虑到隐性知识这个维度,模具生产中精密机械加工、组装这两个环节是可以用自动化的机器来完成的,因为它们都属于显性知识的部分。而研发、设计、编程这几个环节有着隐性知识的深度参与,仅仅靠机器或人工智能是无法完成的。

在通常的理解里,“智慧”部分是可以用机器来完成的,这些都是用显性知识能够搞定的,暂且称这部分为“技术”;“制造”部分则不仅仅包括机器的工作,还必须包括人的能动性参与,需要一系列的隐性知识,暂且把需要隐性知识的这一部分称作“手艺”。依照这个区分,就可以进一步看出,“智慧”部分是可以用机器替代人的,“制造”部分则有相当部分是无法用机器来替代人的。

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区分出“智慧制造”当中所需要的“技术”与“手艺”这两部分,是我们理解“智慧制造”时很重要的两重根。

人们讨论供应链网络时关注的通常都是关于显性知识的这一部分。而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门槛之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在综合成本当中的占比将大幅下降,网络的效率才是成本控制的核心。而规模决定了效率,这就让中国的供应链网络难以被其他地方替代。纳入隐性知识的概念后,这个分析还必须加入一个新的要素,那就是拥有“手艺”、掌握隐性知识的人群的规模。

由于师傅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种隐性知识,无法大规模传递,只能通过带徒弟,个体性地让他们习得,师傅也就无法凭此建起一个大规模的工厂,最多只能建个小作坊。但如果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足够大,网络中就会浮现出大量拥有这种“一招鲜”的小作坊,反过来也会令供应链网络拥有难以被替代的巨大活力。

36氪领读 | 疫情之下,制造业的未来要怎么走?

书名:《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作者:施展 

作者简介

 施展:

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著有《枢纽》《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得到App《中国史纲》《国际政治学》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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