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副所长王青:把握时代脉搏 拥抱新经济

36氪品牌 · 2019-12-0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副所长王青出席“2019厦门新经济发展大会”,并受邀发表《新经济的深远影响和发展趋势》主题演讲。

11月29日,由中共厦门市委、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厦门市工信局承办,鲸准合作执行的“2019厦门新经济发展大会”在厦门成功举办,600多位新经济领域的政策专家、企业精英受邀出席盛会。

大会邀请了45家独角兽企业的创始人或高管,多家知名投资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数百位新经济领域代表盛情出席,通过“政策发布、主题演讲、项目签约、圆桌论坛”等形式,畅聊新经济、展现厦门新经济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副所长王青:把握时代脉搏 拥抱新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副所长王青出席“2019厦门新经济发展大会”,并受邀发表《新经济的深远影响和发展趋势》主题演讲。

以下为现场演讲整理:

什么是新经济?新经济领域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企业家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有的是从经济形态,有的是从发展的具体特征等各个角度去界定。但是,我觉得新经济一定是跟新技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认为新经济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信息技术、IT技术,特别是ICT技术等新技术带动,以新技术应用为引领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当然,新经济无论是从内容、实现方式、效果来看,都会有它自己的特点。整体来看,以前我觉得新经济等于“新技术+新消费”,但其实应该是“新技术×消费”。新消费和新技术融合之后并非是一个线性增长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迭代的过程。

新制度实际上是新技术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围绕新经济更多是以人力资源、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所以它要强调的是怎样去支撑创新、创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而这种制度,实际上是需要调整,从我们国家以前主要支撑制造业发展的这种制度转向支撑创新和服务业发展的制度,这需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新经济对制度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这个新制度不能形成,新经济的发展会遇到很多的阻力。新的产业模式,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新的业态,还有新的创新生态,实际上是都是在新制度下,新消费和新技术融合互动发展衍生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整个新经济发展的原因。

第二部分,新经济到底会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感受到比较突出的变化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新的消费会引发市场结构和价值链的重构。

从市场结构来看,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目前这种个性化的、差异化的、多元化的消费,实际上已经对我们整个市场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说以前我们在讨论市场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主流市场,以价格增长为前提,以生产规模为基础的供给方式。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于流通、消费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以生产,特别是核心厂商为主导配置整个社会的资源方式,这个是制造业时期,特别是在工业化中期的一个典型特征。

但是现在整个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已经细分而且还在不断细分。所以基于以前传统制造业规模经济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可能有一个相对主流的市场,但是大部分市场都被长尾化了。

以前从这个价值链上来看,我们是以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一个链条式结构去推进的,但是目前,所有的创新和整个企业竞争实际上反过来了,首先以需求的变化作为先导,生产再去对接不断变化、不断细分的市场和需求,从而进行商品和服务供给。

消费者从原来价值链最后端的商品接受者,转向整个生产流通链条最前端,所以我们现在讲精准营销,首先要知道消费是什么,在哪儿,是谁,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之后,才能够实现精准营销。

而且目前整个消费、流通、生产形成了闭环,特别是商品消费、服务消费,一个商品交易可能才是整个价值链的开始,而不是说一个生产流通关系的终结,这点是目前比较突出的。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都在谈高质量发展,我们国家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这个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定义式的阶段,我认为是发展阶段性的要求,是产业结构升级、消费变革,还有技术创新相互互动的结果。而且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窗口期,如果将我们国家的人均GDP换算成1990年的国际元,是已经超过了13000多的。

在研究国外的一些发展趋势,或者转型经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人均GDP超过1万国际元的时候,整个经济结构、社会发展会发生很多很奇妙的变化。

这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航空货运是一种高时效,高附加值的物流运输方式,但是它的市场基础一定是产业升级,如果主要以大宗商品,中低端产品作为流通主体的话,航空运输是发展不起来了。

超过1万国际元的时候,航空货运出现了快速增长,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消费变化和产业结构提升的结果。如果没有新需求支撑的话,企业去做创新,效果实践上是事倍功半。

当经济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窗口期的时候,需求变化还会出现两个比较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中高端商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可以从全球零售商吸引力指数观察到,全球的零售商对于中国整个市场还是高度关注的,实际上这是对中国未来整个消费升级的重视和肯定。

实物消费和服务性消费变化的过程,实现的是服务需求增长的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交差点,你的服务性的需求或者在这方面的支出一定会超过商品消费需求。这个点具体是在哪呢?根据我们的测算和其它一些国家的经验,当第三产业占比,占GDP的比重大概是60%左右的时候,服务消费就会超过商品消费,这个时候经济形态就转向了服务经济的形态。

这并不代表制造业不重要了,只是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当中主要的动力发生了变化。像工业时期,谁也不能说农业不重要。从我们国家来看,未来2-3年可能就会超过这个点。厦门第三产业占比已经接近了60%,厦门可能很快就要迈入服务经济的形态。

第二个特征,都市圈或者城市群对于创新的引领作用会进一步增强。

我们知道城市的形成在不同时期功能是不一样的,最早农业时期主要是水利兴修和手工业的发展,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主要是基于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城市集聚发展。但是发展到现代城市,随着人口和要素的进一步聚集,很多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主要功能在哪?

从全球主要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功能进行分析后发现,创新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更体现在消费创新。因为我们整个消费的创新要有一定支撑条件,比如说需求有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对整个经济体的消费引领、带动作用,特别是示范作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全球消费资源配置过程中功能和地位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一个现代城市特别要关注的,也是未来发展要特别加强建立的。

从目前来看,我们的人口和资源像大型的都市圈或者城市群去集中的趋势并不明显。创新更依赖于高端要素的密度,也就是说一个城市能不能发展创新不在于有没有而是在于有多少。特别是在一个领域里面,人才、金融支撑能力有多强,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比如说,在这个领域里面,人才密度达不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人才之间相互交流、碰撞的条件不具备,就会出现人才向着密度更大的城市去聚集。像上海、北京,不仅仅是因为收入或者是生活条件,人才更多的是去寻求一个自我更新和发展的机会。

城市群对中国的大城市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规模经济。

不但能够支撑起新商业模式在短期内让它达到持续发展的规模经济,同时还可以容纳多个企业同时达到这种规模。

另外,我们的人口结构,特别是像网民的比重、创新的跨越式发展,都给我们整个城市的技术创新和消费创新产生重要的职能作用。

平台经济会成为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重要组织性,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整个生产、消费的环节取决于效率,这个效率是怎么形成的?靠的是组织化的水平和程度的提升。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过多,要尽量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

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下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是千家万户的种植企业,跟千家万户的市场家庭,怎么样去对接它的需求?一定是需要有一个中间的组织化程度和水平比较高的体系和平台来实现,这个就是批发市场。

为什么国外没有批发市场或者比较少呢?因为他们在生产端的组织化水平很高,而且在消费端的时候以超市作为主要供给,组织化水平也很高,同样的道理在创新方面,因为市场细分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中小企业来实现对细分市场的满足。

而且这种市场细分和供给中小型化,并不是说体系小了,而是在某个单品制造环节投入资源小了,更多会体现在中小企业提供,当然也会有一些平台经济或者大的生产集团来组织,通过利润,柔性化的或者其他的生产方式实现。比如海尔,平台化生产流通组织方式,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格局。

这种创新必须靠中间化,中间的平台来支撑,提升整个环节流通链条的程度,这就是平台经济主要的作用。

但是这个平台如果主要是依靠动力就会发生变化,需要依靠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金融服务来提供支撑。再一个,平台经济最主要的功能是降低信息不对称,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所以对接不断变化的市场,不断更新的消费需求上,平台经济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在里面。未来不像以前,会有个核心厂商来负责组织、调配、配置社会资源,再通过平台来实现,比如说在人才,交易撮合方面,信用体系金融等一些要素可以提供支撑,但是市场具体决策生产多少,要靠众多企业来分散实现。

把分散的支撑资源和市场决策要素结合起来,这是平台经济一个非常重要和突出功能,也是适应我们下一步市场需求变化很重要的一种组织方式。

从我们到各地调研的一些经验,希望能给厦门地方政府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第一,明确主攻方向。

新经济从环节、内容上来说覆盖面非常广,如果没有一个主攻方向,实现不了扬长避短,而且资源过于分散,可能创新资源和要素密度的问题解决不了,无法发生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第二,把制度创新和公平竞争,特别是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建设作为前提和基础。有时候创新活跃是一个结果,瞄准的对象可能是要跳出创新本身。创新制度的完善反而是我们工作的着手点和切入点。

第三,创新政策的扶持方式。

以前围绕制造业的发展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说像税收、各类园区,还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发展。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创新是一个城市的功能,很难把它局限在某一个点上来让它能产生化学反应。所以更多的还是要把整个城市的创新环境打造好。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人才的认定。人才的认定到底是通过目录的方式依靠我们的政府去评定,还是以企业认定为导向来实现?最近创新导师这个职业目前在很多城市发展很快,但是它不在人才认定的目录里面。而且除了创新导师以外,以后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一些新分类或者是一些新功能的要素的表现形式。所以,可以尽量把企业自己来确定和明确什么对它发展更重要,以此作为我们政策的一个重要导向。

第四,进一步优化产业组织,实现企业在小微、国企、民企、内企、外企、二产、三产之间的均衡。

这种单一化实际上很难,比如说国企过多或者是央企过多,在创新方面对于整个城市的带动效应是比较低的,因为创新之间没有被打通,隔行如隔山。怎么才能够把整个生态做好?需要把这些结构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特别是大企业和小微企业。

对消费者的保护也要增强。以前谈对消费者的保护主要是从民生或者是其它的一些角度,但是对于创新来说,我们刚才谈到了,消费者和市场信息需求的变化已经提到了整个生产流通的最前沿,所以创新效果取决于市场变化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快速、准确、及时地被企业所捕捉、分析,从而把它导入到自己整个研发创新的过程中去,这个是整个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机制。

当然,我们在鼓励创新的过程中还是要有一些新的办法和思路,比如说怎样把一些初创型的小微企业更多地引入到一个区域,因为从招商引资和资源提升这个角度来说,成本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环境好的话未来的发展会比较快。

我觉得厦门也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如果能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把一些国内外初创型企业更多地引到厦门,对于优化和提升整个创新生态会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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