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二)

神译局 · 2019-09-20
总会引起新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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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Google曾经是最具创新性的公司,从搜索引擎到Gmail、地图、Chrome、Docs、Photo、翻译,到无人车、Project Loon等登月计划,Google总能用一项项创新吸引大家关注的眼光。但是最近3年,情况却发生了改变。从抗议禁穆令的罢工开始,Google员工不断地对公司的各项决定发起挑战,以及另外一部分员工对那些挑战的挑战,导致整个公司最近几年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地鼠,公司的增长希望似乎被员工一个个地扑灭了。这几年Google到底怎么了?或者从深层次来说,美国的科技巨头面临着什么样的风向?《连线》杂志用一篇长文为我们揭秘。原文作者是ASHA TIKU,标题为:Three Years of Misery Inside Google, the Happiest Company in Tech。此文由36kr进行编译,分七部分刊出,此为第二部分。

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二)

Google: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一)

二、左右为难

从很多方面来说,Google的内部社交网络就像是互联网本身的一个缩影。他们有自己的过滤泡(filter bubble),自己的网络暴力,自己的edgelord(失意无助却又搞怪的家伙)。跟普遍看法相反,那些网络并非都是自由主义者。就像保守右翼在YouTube上崛起一样,它也在Google理性主义辩论文化中寻找扩大自己的方法。

比方说,有一段时间,Chrome工程师Kevin Cernekee是该公司保守派电子邮件列表的版主之一。多年来,Google员工对Cernekee的描述相当一致:作为一个狡猾的在Google内部社交网络寻找存在感的极右翼煽动分子,他故意向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散发煽动性的文章。

2015年8月,庞大的IndustryInfo 邮件列表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议题是为什么从事技术业的女性人数如此之少。去年,Google成为第一家发布员工人口数据的硅谷巨头,并透露其82%的技术员工都是男性。对于IndustryInfo网络中的许多人而言,这个数字构成了Google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明显的以及令人痛苦的证据。当讨论陷入关于多样性的争吵时(Cernekee 也加入了),Google的一位高级副总裁试图关闭此列表。Cernekee 开始用批评亲多元化“社会公正政治议程”的帖子轰炸该主管的Google+信息页。他写道:“我们能不能在员工手册中增加对明确禁止的观点的声明,以便每个人都知道底线是什么?”作为回应,Google人力资源部门向Cernekee 发出了书面警告,称他的评论“无礼,具有破坏性,无秩序且不服从规定。”

虽然Google对辩论的另一方也采取了行动,但对Cernekee的训诫却产生了影响更持续的后果。2015年11月,Cernekee 向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指控,声称Google的警告构成了对他的政治观点的报复。他还声称,谴责干涉了他参与“受保护的协同活动”的权利——也就是说,根据《全国劳工关系法》,他有权自由讨论自己的工作条件。

Cernekee一边跟Google进行长达数年的法律斗争,一边仍活跃在内部的频道上。在2016年,当金州光头党与极左翼的抗议者在萨克拉门托公园发生冲突时,Cernekee 在Google的Free Speech邮件列表上为前者辩护。

不过尽管Cernekee在Google内部很惹眼,但他在开放的互联网上却几乎不可见。因此,Cernekee 不会成为Google最著名的异教徒。这种内外有别要归功于相对沉默寡言的Google搜索工程师James Damore 。

2017年6月下旬,Damore 在Google总部参加了一场推动多元化的公司活动。他声称听到了组织者讨论要为女性和代表性不足的少数群体提供额外的工作面试机会,以及更友好的环境。(Google表示不会为特定人群提供额外面试。)在Damore看来,这似乎违反了Google任人唯贤的招聘流程,这是一套精心设置的体系,其目标是客观的筛选出合格的工程师。

不久之后,在出差中国的飞机上,Damore写了一份长达10页的备忘录,声称生理差异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Google的女性工程师人数会较少,所以该公司试图实现性别平衡是错误的,是对男性的歧视。他说,平均而言,女性对人比对物更感兴趣,也更有同情心,更加神经质,自信心就差一点。为了给这些个性差异的说法找到支撑,Damore 引用了两项研究,三篇维基百科词条以及一篇来自Quillette的文章。Damore在备忘录中说,旨在提高多样性的招聘做法“其实会降低Google的招聘门槛。”

整个7月Damore都在设法引起Google管理层对其担忧的关注。他把自己备忘录寄给了多元化峰会的组织者以及Google的人力资源部门;根据一位同事的建议,他还把它发布到了讨论多样性的内部列表服务器Coffee Beans上。他还在Google的“Bias Busting”(员工会进行角色扮演来说明如何识别针对少数群体的无意识偏见)研讨会上亲自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Damore把自己的备忘录视为是对知识多样性的一种呼吁,他认为自己的论证是一种保守的政治立场,但是被Google的“意识形态回音室”抑制住了。Damore 写道:“这是一种迫切需要被告知的观点。”

不过,Damore的很多同事之前都听过这个观点。甚至都听到倒胃口了。一位谷歌前高管表示:“大家每个月都会写这样的东西。”当大型会议和内部论坛上出现多样化的话题时,一位黑人女性员工说,“ 你大概需要等待10秒钟才会有人跳进来说我们正在降低标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争论是周而复始地进行,因为总会有第一次参与这些讨论的年轻毕业生不断涌入。Google当时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在招聘。2015年至2017年期间,它增加了约20000名全职员工,这个数量跟Facebook的全体员工人数大致相同。(即使在这段时间的招聘之后,Google的技术人员中男性仍占80%,白人占比为56%,亚裔占到41%。)

如果不是受了同事怂恿的话,Damore备忘录这件事也许慢慢就淡化了。但是8月2日星期三,Damore开始吧自己的备忘录分享到内部邮件列表Skeptics上。第二天又分享到自由主义者的内部邮件列表Liberty上。到了周五时, “反多样性宣言”开始在Google内部发酵。

当时Pichai 正在度假,但他的副手告诉他这件事最好要尽快处理。Pichai要求召集全体管理团队参加会议。但是到星期六时,Damore的备忘录副本已被泄露给Gizmodo 。虽然Google员工还在等待来自高层的官方回复,但想要表达对女性的支持的经理已经开始大声谴责内部Google+上有关备忘录的看法。

对于Google的网站可靠性工程师Liz Fong-Jones来说,备忘录上面的观点自己特别熟悉。Google的工程师并未加入工会,但在Google内部,Fong-Jones基本上履行了工会代表的职能,他会把员工从从产品决策到包容性实践的所有关切都转达给管理人员。在2011年公司向外发布Google+时,她就已经获得了这种非正式的角色;在发布之前,她警告高管不要要求大家在平台上使用真实姓名,认为匿名对弱势群体很重要。当公众的骚动跟Fong-Jones预测的一样时,她坐在高管面前与对方谈判一项新政策——然后解释了对员工的愤怒做出妥协的必要性。在那之后,经理和员工都开始来找她调解各种内部紧张局势。

作为这项内部宣传工作的一部分,Fong-Jones对内部论坛关于多样性的讨论方式已经习惯了,不像Cernekee、Damore和其他“只是提问题”的同事那样还受到困扰。在她看来,Google的管理层任由这些事态烂下去已经太久,现在是他们表态的时候了。在Google+的一篇内部帖子里,她声称“斩掉美杜莎所有脑袋的唯一方法就是所有言论都不给上平台。”

几个小时后,Fong-Jones 的“美杜莎”论引爆了Google的内部网络。带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辱骂言论充斥着右翼份子的博客评论。有人匿名写道:“他们应该把所有那些怪物从屋顶上抛下来。”

周一早上,Google高管终于开始开会讨论如何处理Damore的事情。据说意见分成了两派。一半高管认为Damore 不应被解雇。但YouTube CEO Susan Wojcicki 和公关主管Jessica Powell敦促在座的考虑一下,如果Damore 是对种族而不是性别采用同样看法的话,大家会如何反应。这说服了高管们:那位工程师必须走。在向员工发送的一份说明中,Pichai 表示,因为导致性别刻板印象持续的原因,他要解雇Damore。

Pichai 试图让传递出来的信息不偏不倚地。他写道:“认为我们的一部分同事所具备的特质在生理上不太适合那项工作的说法令人反感,这是不行的。与此同时,有些同事质疑自己还能不能以在工作场所畅所欲言(尤其是那些少数派的观点)。他们也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也是不行的。大家必须能自由的表达异议。“然后他答应飞回湾区出席周四的TGIF会议讨论此事。

不出意料,Damore被裁引发了一波右翼的负面报道。Tucker Carlson、Ann Coulter以及Ben Shapiro均抨击了Google;《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s则呼吁Pichai 引咎辞职。Damore的处女访谈献给了油管达人Jordan Peterson和Stefan Molyneux ,而后者是“种族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另类右翼视之为替自己背书,开始炮制Damore的迷因,把他的脑袋拼在了马丁·路德的身上,还把他的备忘录钉在了教堂的门口。

来自Google内部的更多泄密更是令事态火上浇油。Google员工在内部社交网络上对话的截图(有些可以追溯到2015年)开始出现在Breitbart(右翼新闻网站)上。与此同时,在一个亲特朗普的subreddit子版块上,有人把8位Google员工(均属于同性恋、跨性别或者有色人种)的照片和个人资料放了上去。而Fong-Jones就是其中之一。而他们的资料简介瞬间就成为了人身攻击的对象。在Damore 被解雇两天后,Breitbart 的前技术编辑Milo Yiannopoulos 向200万Facebook 粉丝分享了Reddit上的那幅拼贴画。他写道:“看看都是谁在为Google工作,这一切现在都说得过去了。”—— 好像裁掉Damore是这八名员工做出的决定一样。

对于被当成靶子的员工来说,泄密是可怕的。他们的同事有多少人向另类右翼爆料了?还有多少泄密的情况?他们的雇主要做些什么才能保护他们?

Google过去已经因为泄漏Memegen的内部迷因而解雇了一名员工。但是,当被曝光员工报告被骚扰时,Google的安全团队告诉他们,屏幕截图的泄露可能符合“受保护协同活动”(Cernekee 也援引了这项劳工权利)的法律定义。

对于Fong-Jones来说,安全团队的回答既令人震惊又具有启发性;她没有意识到泄漏者也可以得到保护。她说:“每个人都认为Google绝对有权制止你讨论跟Google有关的任何事情。”然而,Google之手显然也受到劳动法的束缚。

高管们觉得自己已经尽其所能了。他们提出安排被人肉搜索的员工到酒店过夜。但在被人肉的员工看来,Google对另类右翼强烈抵制以及进一步法律诉讼威胁的害怕,似乎胜过了对忠心员工安全的顾虑。

到Pichai 应该到TGIF上 回答关于Damore的问题的那天,混乱已经包围了Google。那天下午,Damore带着一位摄影师(《纽约时报》最近称之为另类右翼的安妮·莱博维茨)回到了Google。对于即将开始的场面,这位工程师挑逗自己的40000名Twitter粉丝说:“山景城直播啊。”而嗅觉灵敏的科技记者马上让内线员工给他们进行实时播报。

不过在会议开始四十五分钟前,Pichai 就已经向他的78000名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长话短说。对不起通知得有点晚,但是我们将取消今天的大会堂会议。就像以往推动我们共同前进一样,我们本来希望今天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有一个坦诚,开放的讨论。”但是,他写道,员工提交有待讨论的问题已经被泄露给媒体了。他还含糊地暗示有员工被人肉也是取消此次会议的理由之一。Pichai 写道:“在一些网站上,一些Google员工的名字已经被放上去了。”

收到Pichai的电子邮件时,Fong-Jones正在自己布鲁克林的家中。她曾希望这位高管解释为什么,鉴于到他们解雇Damore的理由,他们已经让他的备忘录在Google内部流转了一个多月。现在感觉好像Google正在利用她和其他员工所遭遇的辱骂作为不回答问题的借口。她说:“着跟我的新想法百分之百不一样。这不会让我更安全。事实上,对于骚扰我的人来说,这几乎就是一次胜利。”

在进行内部宣传的工作中,Fong-Jones一直很乐意按照对方要求跟高管见面。她保守他们的秘密。她遵守了规则。她也让其他人这样做。高管跟他们信任的人交谈,他们不相信会向局外人透露口风的人。但现在Fong-Jones决定自己动手。10月,她邀请了一个一般针对蓝领工人的劳工组织,向Google员工传授更多有关受保护的协同活动的信息。也许对劳动法的了解会派上用场。

译者:b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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