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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大爆炸》演员威尔·惠顿自述:我与抑郁症抗争的四十年

胡小颖 · 2018-08-12
威尔·惠顿分享自己的抑郁症治愈历程。

编者按:你一定记得美国演员威尔·惠顿在《生活大爆炸》中的本色出演,每次出场时他和Sheldon的相爱相杀都会成为剧集的笑点。可是你也许不知道,这位给我们带来笑声的四十五岁演员和作家曾经患有重度抑郁症。在这次演讲中,他分享了自己战胜抑郁症的经历,并且鼓励人们为停止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而共同努力。本文编译自Medium原题为My name is Wil Wheaton. I Live With Chronic Depression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I Am Not Ashamed的文章。

威尔·惠顿,美国演员、编剧, 曾参演知名影片《生活大爆炸 》、《都市侠盗》、《制冷科学》、《伴我同行》和《星际迷航》等。

在开始之前我想提醒你们——这个演讲涉及到很多触发性的话题,包括自残和自杀。我希望你知道这是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说的,如果你自己或者认识的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请立刻向拥有执照的专业人士寻求帮助,因为我不是心理医生。

好,那么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威尔·惠顿,今年45岁。我有一个很棒的妻子、两个始终令我感到骄傲的孩子,以及一个我视若己出的儿媳妇。我出演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电视剧,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占有一席之地,我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工作上获得的各种奖杯奖状。作为一名异性恋、顺性别(与跨性别相对)、有一定声望地位的白人男性,我在美国过着堪称畅通无阻的生活。

从每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来看,我的人生的确非常非常好。

但是,尽管如此——我每天都在为自尊、自我价值和自己除了演员和作家身份之外的、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而艰难挣扎。那是因为我始终生活在抑郁和焦虑之中。

我并不为自己站在这房间里的六百多人和电视终端前的数百万人面前承认自己在与精神疾病作斗争而感到羞耻。没有关系。我说“作斗争”是因为即使病魔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始终不能控制我、不能定义我,我拒绝被它污名化。

是的,我叫威尔·惠顿,患有慢性抑郁症。

我花了30多年的时间才说出这句话,作为结果,我感到很痛苦。这是因为虽然美国人在帮助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方面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但仍然远远不够,不足让我们患病的同胞们伸出手来寻求帮助。

今天我想和你们谈谈如何努力消除美国范围内精神疾病带来的耻辱和偏见,并且我想和你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当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的时候,我开始出现恐慌症。当时我和身边的人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恐慌通常发生在我的睡梦中。我身边的成年人认为我只是在做噩梦。我确实做过噩梦,但恐慌比噩梦糟糕多了。夜复一夜,我从恐惧中惊醒,裹着毯子来姐姐卧室的地板上睡觉,因为我害怕一个人呆着。

偶尔这种恐惧会有所缓解,有时一次持续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我感觉自己像个正常的孩子,但恐慌的症状总是会复发,每次都比以前更严重。

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的焦虑开始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我为一切事情感到担忧,大部分时间里都疲惫不堪、心情烦躁。我几乎没有自信心和自尊心可言。我认为任何想和我亲近的人都不值得相信,因为我觉得自己非常愚蠢、一无是处,任何想做我朋友的人的唯一动机就是利用我的名声。

十三岁的时候,我出演了一部深受世界观众喜爱的电影《伴我同行》,当时我很出名,到了什么程度呢?我无法和朋友们一起逛街,否则会被人群团团围住。这意味着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父母、影迷、媒体和同龄人的监视下。那种我从未摆脱的奇异的焦虑感?我从小就相信那是可耻的。我的父母和家人对它评价很低,认为我应当把那种情感作为秘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与任何人分享。

与此同时,我的恐慌症每天都在发作,并且不仅仅是在我睡着的时候。当我试图向大人寻求帮助时,他们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当我在电视节目或广告的拍摄现场因为过于担心犯错被踢而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导演和制片人向我的父母抱怨我很难合作。当我对自己蹩脚的发型和歪歪扭扭的牙齿感到害羞,不想为青少年杂志拍摄照片时,工作人员认为我忘恩负义、自毁前途。当我为那些哪怕到了今天也难以记住的台词感到崩溃的时候,导演指责我不够专业,准备不足。就在那时,我的焦虑症变成了抑郁症。

我时常感到痛苦不堪,却没有任何意义,毕竟我过着儿时梦想般的生活:在《星际迷航》中出镜,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拥有一切想要的电子游戏,并且远近闻名。

我努力使生活的客观事实与自己的生命真实相一致。我确切地知道自己有问题,但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也无法寻求帮助。

我多希望当年的我知道自己患了一种能够被治愈的精神疾病,知道自己的这种痛苦感受是不正常的、不必然的。我多希望当年的自己知道,我不应该一直感到难过。

我之所以不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家人对精神疾病避而不谈,而当他们不得不谈论它的时候,将它当做一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令人羞愧的事情,是某种错误行为的恶果。这种偏见在我的家庭中根深蒂固,尽管精神疾病的发病率猖獗地潜伏在我的基因里,具体表现为我的亲人们各种成功或不成功的自杀行为、不止一例的双相情感障碍和无处不在的临床抑郁症,并且药物滥用和酗酒如此之普遍,以至于某个家庭成员没有酒精成瘾问题时反而显得很引人注意。

现在,我并不责怪当年父母对待我的精神问题的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没有处理我的精神问题,因为我确信他们对我表现出来的症状视而不见。他们成长于一个我在过去的十年里致力于改变的世界中,在那里,精神疾病被等同于软弱和羞耻。作为结果,我在生命的前30年里痛苦不堪。

我并非从未寻求过帮助。我确实有!我只是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身边的人也不知道应该给出什么答案。

妈妈,我知道你会看到或者听到这些话,并会感到难过。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并且我相信你已经尽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但我仍然要讲出自己的故事,这样某个人的母亲就能了解到这些你曾经不知道的东西。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22岁的的某一天在自己的房子里从惊恐中醒来,那种情形非常可怕,即便仅仅是为了演讲写下那些经历也让我倍感焦虑,甚至想把这部分内容删除。那是午夜时分,我开车穿过市区来到父母家,又在姐姐卧室的地板上睡了一觉,至少在那里我感到自己是安全的。第二天早上,我哭着问妈妈自己怎么了。她知道我的很多亲属都患有精神疾病,但她不能也不会把这与我的症状联系起来。“你只是意识到了世界的可怕之处。”她这样回答我。

是的,她没在开玩笑。每个夜晚,这个世界都令我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去终结这种恐惧。

我想再次强调,我们不应当责备她。她为我做了能做的最好的一切事情,但是对于精神病的污名化和它引发的羞耻感是那样地顽固。

我要重申一遍:妈妈,这不是你的错,我爱你,并且我相信你尽力了。我只是在试图帮助别人的母亲。

我在痛苦中度过了整个二十几岁的年华。我开始养成一些强迫性的行为,直到现在才在公共场合谈及。不完全列举如下:我担心所做的事情会给周围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当我开车经过桥下时我会屏住呼吸,不然我可能撞车;我在登机的时候会用手轻拍飞机的侧面,祈祷它在我飞去别的城市工作时照顾我,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这样做飞机就会坠毁。每次我对在意的人说再见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生动的幻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谈论这些记忆,即使不涉及细节,也是很有挑战性的。这些回忆很痛苦,但我不因此感到羞愧,因为所有这些想法——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科学的治疗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不比每年春天我家附近的树木发芽开花给我带来的过敏性鼻窦炎更像是我自己的错。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这是我大脑构造的一部分,我知道我可以通过医学手段治愈它,而不是成为它的受害者。

我说出自己的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样一来或许某个人的生命就能经历我年轻时梦寐以求的那种改变。因为我不仅直到二十来岁才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并继续遭受了十五多年的折磨,因为我为之感到羞愧、尴尬和害怕。

因此,我今天来到这里,为了告诉所有能听到这些话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有精神疾病,你没有理由感到羞耻或尴尬,最重要的是你不必感到害怕。你不需要忍受痛苦。忍受痛苦没有什么高尚可言,寻求帮助也并不意味着可耻或软弱。这些道理似乎浅显易懂,但对我而言不是这样的,尽管我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所以我要说:你没有理由为寻求专业的帮助而感到尴尬,因为你求助的是那样一群人——他们致力于帮助像我们这样的人“真正地生活”,而不仅仅在生物意义上“存在”。

我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里错过了很多事情,因为我被焦虑击溃了。

“生存”和“生活”之间的差异,是我接下来的一分钟里讨论的重点。在我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得到诊疗之前,我并没有过上一种真正的“生活”。每当我想和朋友们出去玩,焦虑感总会告诉我交通压力太大了、找个停车的地方很麻烦。如果这些都不能阻止我出门,那么熟悉的“如果…怎么办”就会立刻出现:“如果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怎么办?如果飞机坠毁了怎么办?如果我坐在一个让我抓狂的人旁边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嘲笑我怎么办?如果我迷路了怎么办?如果我被抢劫了怎么办?如果我被锁在旅馆房门外面怎么办?如果我不小心摔倒在冰面上怎么办?如果发生地震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当我回顾过去的生命时,我为这样的事实感到心碎:当我的大脑向我抛出一大堆假设时,它从来没有问过我:“如果我去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感到很开心,那会怎么样?如果我玩得很开心,为自己来了感到庆幸,那会怎么样?”

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痛苦的事实:我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里错过了无数精彩的事情,因为我被这无数个“怎么办”打败了。

我的焦虑阻止我去做那些每个人真正地生活着的时候会做的一切事情……一切构成生命本体意义的体验。所以,我并不是在真正地生活。我只不过是活着。

在整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停下来问自己这是否是正常的、健康的,甚至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只知道自己对事情很紧张,经常感到忧虑。整个童年里,妈妈总是说我天生是个忧虑鬼,爸爸说我在所有事情上都过于戏精了。就是这样。

但事情并不应当是这样的。直到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经历了一场恐慌情绪的大爆发和彻底的精神崩溃后,我的妻子建议我寻求专业帮助。

就像我说的,多年来我一直怀疑自己患有重度抑郁症,但我不敢承认这一点,直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毫不羞愧、毫无贬损地坦诚相告,她能看到我的痛苦。所以我去看了医生,当我告诉他我有多害怕时,他说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请让我帮助你。”

我想大概是在34岁的时候,自己才意识到精神疾病不是软弱的表现。它只是一种疾病。我的意思是,从“精神疾病”这个名字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它不应当令人感到出乎意料。但当我们身体负责感知世界自己的那一部分出现了问题时,我们很少得到客观、公正的看待。

所以我向医生寻求帮助。我开始服用低剂量的抗抑郁药,然后静观疗效。

我成功了!

那天我和妻子在小区里散步,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如此美好的一天——温暖的微风轻轻吹拂,鸟儿悦耳地鸣叫着,花香铺面而来,握着妻子的手是那样令人快乐。

走着走着,我开始哭了起来。她问我:“怎么了?”

我说:“我刚刚意识到自己并不感觉糟糕,我不仅活着,而且在生活。”

从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就像是一直住在一个吵闹的房间里,为周遭的种种噪声而心力交瘁。但在妻子、医生和科学的帮助下,我在那个房间里找到了一扇门。

在此前的十多年里,我几乎每天都和妻子一起散步,过了这么久我才意识到鸟儿和繁花的存在,才在握着她的手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多么爱她。整整十年——我全部的二十几岁的年华——已经再也回不去了,在这整整十年里,因为精神疾病带来的耻辱,我始终感到不堪一击、一无是处,惶惶不可终日。

我不信教,但我要为遇到我的妻子安妮·惠顿而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爱和支持。感谢上帝让我的妻子看到了我的伤痛,感谢上帝,她不相信“抑郁等于软弱”的谎言,或者抑郁症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感谢上帝,如果不是她鼓励我寻求专业帮助,我甚至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更不用说过上一种真正的生活了。

我从2012年开始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精神疾病,从那以后,每天网上都有人联系我,询问我是如何在抑郁和焦虑的折磨下生活的。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问我如何度过情绪糟糕的难关。

此刻,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一定有孩子和曾经的我一样忍受着恐惧和焦虑的折磨,而父母没有给他们任何帮助,因为他们认为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意味着抚养出现了问题。

我想要告诉他们的是:

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可怕之处在于有些时候感觉就像是整个该死的世界像是一条沉重的毯子,有点像你去牙科医生那儿拍X光片的时候他们放在你胸口上的那种,并且没经过你的同意就霸占了你的一切生存空间。

就身体感觉而言,它在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沉重。我感觉它在拉扯我的眼角,压迫我的胸部中心。当它真的很严重的时候,会让你感觉自己像是在做一个梦,你试着去挪动身体,但是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让你感觉像是在挣扎着穿过一些沉重而又粘滞的东西。在情感体会上,它完全淹没了我,把我从我的生活动力、我在乎的东西和所有一切给生活带来快乐的东西中分离开来。

当负面情绪的铁毯碾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抑郁情绪为了让自己占据主导地位、攻无不克,会向我们撒谎,比如:我各个方面都很差经。没有人喜欢我。我不配感到快乐。这一切永远不会结束,等等等等。运用理性去判断,我们会知道这是一堆屁话,并且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回顾那些做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真正感到快乐或者过去成功战胜负面情绪的时刻来打败抑郁,但在那种情况下,等待抑郁症高抬贵手、让我们能够通过理性思维向感性自我传达这些激励人心的事实,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抑郁症的特点:我们不能强迫它消失。正如我所说,如果我能“停止悲伤”,我早就去做了!(而且,抑郁不仅仅是感到悲伤,对吧?它是多种情绪的综合体,并且它的外在表现很容易被简化为“我感到悲伤”。)

所以我们治愈自己的另一个步骤是对自己温柔。抑郁正已经在折磨我们了,我们也不需要摆脱它。允许自己承认感觉很糟糕(或者其他的任何感受),然后做一件你可能不想做的小事,我保证会有所帮助。比方说:

  • 洗澡。

  • 吃一顿营养均衡的饭。

  • 到外面散散步(即使是走到街角再折回来)。

  • 和狗狗一起做些事情——扔东西让它去捡,和它玩拔河,揉揉它的肚子。和我的狗狗一起做任何事情,哪怕只是在沙发上互相依偎几分钟,也能很大程度上帮助我。

  • 做5分钟的瑜伽伸展运动。

  • 聆听一场引导冥想并且尽可能地跟上它的节奏。

最后,请相信我,你所感受到的这种糟糕、恐怖、势不可挡、令人畏惧的情绪并不是永久性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在这场战斗中你并不孤单,你会好起来的。

任何地方的人,特别是在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都不应当因为负担不起治疗费用而独自在阴影中备受折磨。我们国家完全可以将卫生保健——尤其是精神卫生,作为国家财政优先支持的对象。

此时此刻,十几岁的孩子们正在谋划着如何自残,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寻求帮助;此时此刻,太多的人们挣扎着度过一天又一天,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我们很多人无法离开的治疗。与此同时,有人正在通过电话预约心理医生面诊;有的父母已经知道精神疾病和生理疾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正在帮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好;有些曾经像我一样害怕抗抑郁药物会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人们第一次听到了鸟儿悦耳的歌声,因为他们终于走出了黑暗的房间。

在我生命的前三十年里,我被困在那间黑暗而又吵闹的屋子里,我知道呆在里面会让人绝望和窒息,所以我尽我所能帮助别人找到出路。我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做到这一点,利用自己的名声和成功经历来为别人树立榜样,正如曾经珍妮·罗森也为我以身作则。

但今天我想请求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结束对精神病的污名化,即使你不像我一样负有盛名也能做到。这样,患有抑郁症的人就可以过上真正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我们可以记住并且互相提醒精神疾病是没有终点的。这是一段旅程,有时我们可以看到通往视野尽头的阳关大道,而有时我们甚至看不到前方五英尺的路,因为雾太浓了。但这条路一直都在,如果无法通过自己找到它,我们的伴侣、亲人和医生都会帮助我们去寻找,只要我们不曾言败。

最后,像我这样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应当不害怕谈论它,因为我们的亲人、朋友和邻居充分了解和信任我们。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在这场战斗中你们并不孤单,但要证明这一点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需要多多分享我们的经历,这样像我们这样遭受痛苦的人就不会感到怪异、心碎、羞愧或害怕寻求治疗,这样当父母看到孩子表现出的症状时,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当父母的过于失败了。

人们总是说我敢于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尽管我很感激这种说法,但我未必同意。冲进火场的消防员很勇敢,为照顾孩子而身兼数职的单亲父母很勇敢,寻求精神疾病帮助的人很勇敢,而我,只是一个想要和全世界分享自己的好运的作家和演员,并且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更坦然地谈论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直到有一天站出来说这句话不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我叫威尔·惠顿,患有慢性抑郁症,并不为此感到羞耻。

感谢你们的倾听,也祝愿你们善待彼此。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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