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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宗庆后:四个教父,四台戏

银杏财经 · 2019-12-18
教父之所以成其为教父是因为他们能够创造一套成功的范式。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银杏财经”(ID:threemornings),作者 牧 海、吴不知,编辑 汪小楼,36氪经授权发布。原题目《教父印记》

伟大的人并非生而伟大,而是越活越伟大——《教父》

上世纪40年代是一个从绝望到充满希望的年代,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宗庆后便在那时出生,他们几乎完全目睹共和国从废墟之中诞生,又经过三番五次试错后成为巨厦。

柳传志被人称为“IT教父”,任正非被称为“通讯教父”,宗庆后有“饮料教父”之称,小四岁的张瑞敏亦有“白电教父”之名。

教父之所以成其为教父,并非因为他们功成名就,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创造一套成功的范式。

在中国曲折发展的几十年中,四位“教父级”人物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人生轨迹。六十年代初,四人命运便与时代同步。1961年,柳传志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两年之后,任正非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而比他小一岁的宗庆后不太幸运,他原本希望为家庭节约生活费报考师范,却因一声号召去了舟山,开启了十五年知青生涯。

“当时有个劳动模范叫时传祥,因为掏粪掏得很好,我们向他学习,我们也去掏粪,改造自己思想……”柳传志的17岁根本不像刘德华《17岁》所唱得那么动听。在另一头,宗庆后在舟山挖盐挑盐、拉土堆石,任正非距离自己人生第一件新衣服还得再等两年。

与共和国同岁的张瑞敏最不赶巧,虽然他成分不错是工人家庭子弟,但17岁那年他刚读高一时爆发文革。成绩优异的他连读大学的机会都没有,高中毕业就去工厂,整日与五金用品打交道。

第1则

“我要的是成功,面子是虚的,不能当饭吃,面子是给狗吃的。”

许多人不能理解任正非这句话的背后辛酸,他自己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嘴里啃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弟妹嘴里抠出来的。

柳传志也见证了那段混乱不堪的岁月,深刻意识到“一个民族没有信念,没有敬畏,非常可怕”。

张瑞敏是柳传志那句话最好的注脚,他偷偷摸摸借来《中国通史简编》《套中人》《东周列国志》如饥似渴地读。不过心里却嘀咕“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后来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

“中国不可能这样下去,不办大学,不学知识,那这个民族就完了”,到现在一提到吴敬琏、顾准等经济学大家,张瑞敏都如数家珍。

张瑞敏没书读,宗庆后却出生书香门第,不过由于家庭成分不好,他早年生活在贫困与恐惧之中。时逢杭州不论家庭成分招收知识青年,他才像抓住稻草一般到舟山劳动。彼时,舟山在人们口中相当于西伯利亚。

那动荡的十年,社会气氛一片肃杀,对四个年龄相仿的人来说无疑是终身难忘,“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任正非的感受最具代表性,他目睹父亲被人扣上“臭老九”的帽子。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让人如此惶恐,尤其是让知识分子不安。

熬过那段岁月之后,四人已是而立之年。柳传志在计算机研究所做了助理研究员,任正非成为基建兵,而宗庆后也很快回到杭州接班母亲教职,做了校办纸箱厂的推销员,张瑞敏则步入了车间。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又再次充满生机,一切都充满变化,不过他们也到了不惑之年。时代刚刚带走他们的青葱岁月,家庭责任又蚕食他们剩余的雄心壮志。

人生无时无刻不在选择之中,叠加的每个决定就是你的命运。

“爸爸,如果我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十岁的孟晚舟给任正非极大震撼,作为“上门女婿”他在女儿天真的提问下决定转业。与此同时,业务员宗庆后正奔波于大街小巷,他的女儿刚满两岁。

1984年,张瑞敏做了厂长,只不过资产是负的。不久,小厂刚刚走上正轨,他掏出锤子砸了76部有问题的电冰箱。

同一年,柳传志离开中科院,在中关村创办北京电脑新技术发展公司,柳青刚刚六岁,暂时由大她两岁的哥哥照顾。再过几年,柳青的哥哥将代替父母去给妹妹开家长座谈会。

创业不到三年,柳传志先后被骗两次。一次是在84年被人骗了14万,另一次是87年被深圳一家私人公司骗走300万,那时联想刚刚起步,这可急坏了他。

“我当时连拿板砖拍死他的心都有了”,理智与家庭牵绊让柳传志按捺住怒火,稍稍平复之后他蹲在骗子家门口多日,最终讨回了被骗的钱。

另一边,转业到南海石油集团的任正非也流年不利,他把一笔价值200多万的货物发给对方,却未能收到货款。面对巨大亏损,作为第一责任人,他很快收到被开除的信息。

一番苦求无音讯,任正非希望自己身为南海石油的高管妻子帮自己一把。可能是感情没有到位,妻子立即与之划清界限,并将任正非扫地出门。事业摔了个踉跄,家庭也分崩离析,据说任正非阵发性地抑郁了一阵子。

好在那时楼不高、人单纯,家庭责任让柳传志与宗庆后没有选择走向天台而是重头再来。人有宏愿,命运也会照顾你。

稍小一点的宗庆后没有遇到骗子,这一年他借了14万,与两位老师承包一家亏了两年的校办企业经销部,虽然累了一些,好在事业很快走上了正轨。

懂中国不仅要懂得她的光鲜,还得直面那段苦难岁月。

第2则

时代交叠很快就跨过八十年代,他们四人都很感谢一位老人。

那位老人正是邓小平。在姓资姓社的讨论中,他力排众议,喊出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大大提振了社会信心。后来宗庆后无不感怀地说,民营企业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在这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度,突破往往从上层开始,敏锐的人立即便意识到“风”来了。透过南巡讲话,柳传志知道全新的商机即将来临,自此他的步伐迈得更大。

不久,一位后来被柳传志戏言为“我是在给她打工的”人做了个匪夷所思的决定,给了他极大帮助。这个人便是马雪征,她曾做过邓小平的翻译,在1990年放弃中科院副院长的机会,毅然加入联想。

与柳传志早年做“倒爷”有类似之处,八九十年代之交任正非也在代销香港产品。风险小、利润丰厚,“倒爷”迅速完成了他们的资本原始积累,但那么多倒爷,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倒出了名堂。

当大家以为赚到钱便收刀检卦之时,任正非却憋了一肚子火。正是因为倒货,他意识到整个市场几乎没有国人的地位。

宗庆后也看到环境正在悄悄起变化,他在八十年代的尾巴盘下一个饮料厂,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山东的张瑞敏苦心孤诣,在1988年拿下全国质量金奖后开始思考如何打造“海尔”品牌。

当思想不再拘泥于斗争而是放在生产力上时,社会潜能被完全激发出来,不过四个人已经在思考接下来的事情了。起因是1992年开始大幅降低关税,外国企业大踏步进入国内,让中国厂商溃不成军。

感受最深的便是柳传志,PC市场在开放之下的溃败最为明显,因而从90年代初,柳传志便积极在香港开展业务。

宗庆后其实比柳传志、任正非要固执得多,但却最先与国际接轨,他在1996年与达能集团合作,成立娃哈哈。之所以后来将他称为“饮料教父”,很大原因是他开创了一套快消品的营销打法。

“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当这句话响彻大江南北之时,娃哈哈也在迅速抢占桥头堡。张瑞敏的手笔更大,思路异常清奇。在92年跑到北京想找人拍一部动画片,不日之后《海尔兄弟》成为最长的一部由企业出资拍摄的动画片。那对裤衩兄弟周游全世界成为80后的一代记忆。

稍大的柳传志与任正非是技术领域,他们二人面对的问题不单单是营销。

1997年,联想一众高管飞抵宝岛台湾,讨论两件直接改变日后IT界玩儿法的事情:一个是国际化,另一个则是资本化。前一个在2004年收购IBM时踏出第一步,后一个经过十多年发展,形成了联想之星-君联-弘毅的投资闭环。

任正非的眼光更毒,他没有把钱拿来买IBM,而是花了5.6亿人民币天价向其学习管理方法,并一发不可收拾。

“你们知道吗?丰田的董事退休后,带着一个高级团队在我们公司工作了十年,德国的工程研究团队在我们公司也待了十几年”,任正非在多年以后谈到此事时像小孩子一样兴奋:我们每年花好多亿美元的顾问费。

宗庆后在娃哈哈的经验为后人带来极大助益,钟睒睒、严彬、许世辉这些晚辈无一不是靠着“广告词”与产品触达用户心智。张瑞敏拍动画片打造品牌几乎成为绝唱,2018年,海尔兄弟重拍消息流出,中年海尔祭出“回忆杀”,打算复刻经典。

柳传志的联想最早拥抱国际化,并迅速走向资本化。任正非的管理模式几乎滋养了后来国内所有科技公司。

2001年,中国加入WTO,当其他人还在思考如何与国际接轨时,四个人已经舒舒服服躺在驶向国际化快车的头等舱了。

第3则

“达能不厚道!”

2007年,法国达能集团满世界递娃哈哈诉状,宗庆后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怒不可遏。

这个浙江倔老头,自那时开始频繁被媒体聚焦。如果这句话放在2019年,定能掀起一浪国潮,让达能集团电视认罪。

虽然1996年与达能的合作将娃哈哈进一步做大,不过2007年,达能的强行并购让宗庆后头疼了整整两年。

法律的力量让这个倔老头把刚撸起的袖子又放下,一番踌躇后他迅速应战。2009年娃哈哈在官司战中以23:0领先达能,漫长的诉讼历程让达能在中国市场份额迅速萎缩,只得寻求和解,将手中51%的股权出售给中方合作伙伴。

最后的结果显而易见,宗庆后“娃哈哈”了,法国达能败诉,成了宗氏家族的“营养快线”。

国际化是千禧年摆在所有国内企业面前的课题,张瑞敏极为清醒地意识到“有了每一个人的国际化才能保证海尔集团的国际化”。1999年,“三个三分之一”成为海尔国际化的目标:内产内销、内产外销、外产外销各占三分之一。

国际化并不容易,华为在这两年就被推到风口浪尖,一度让任正非不得不走向前台,直面问题。

“5G又不是原子弹”、“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可能是给了我们更大的动力”、“感谢美国政府及官员替华为宣传”,这个七十岁的老人依旧用独特的智慧应对危机。大有一番美国打得越狠,我们拥抱得越深之感。

相比任正非与宗庆后,联想并没有遭到外部绞杀,反倒被自己人扇了两耳光。在公开场合,任正非绝少评价柳,而柳却在公开场合谈过任正非。

“任正非走的就是一直直接往上爬坡的路,上珠穆朗玛峰的时候,我走一百米要大家停下来喘喘气,任正非捡一条更险的路直接就上去。”

看上去,柳传志深谙中国人事,任正非与宗庆后显得务实许多,人们通常对于务实的人有更多褒奖,却对深谙人事的人只扔下一句“老江湖”。因而,在国际环境变化之下,捧华为者众,赞联想者寡。

但事实上,完成国际化之后,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国际化,依旧十分中国,或许真得向任正非学学。外界曾有人问任正非,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人员担任公司CEO的想法时,他的回答十分开放。

“可以让外国人担任华为的CEO”,任正非在直面问题之后,又将自己的想法加上了两个限定:第一,外籍员工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必须要在华为工作25年以上的时间,从基层一步一步升到华为的管理层。

这些年相比联想与华为,娃哈哈的步伐明显慢了许多,以前的宗庆后事无巨细,每天要发送几十封传真。在采访中他解释道:你去看看中国现在能成功的大企业,都有一个强势的领导,都是大权独揽的,而且专制的,我认为在中国现阶段要搞好企业,你必须专制。

不过这位饮料教父最近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他渐渐发现“之前我做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干部员工对我的依赖性太强、很少动脑筋”。

即便到了古稀之年,四人依旧在不断学习新事物,自身也在变化,而在变化之外,有桩大事必须提上日程了——选接班人。

毕竟,打完江山,如何守、谁来守,都是大问题。

第4则

“选接班人就像选太太,一要漂亮,二要爱我。”

柳传志对接班人的要求直言不讳,言下之意不难理解:“漂亮”是得有才,“爱我”,是得忠诚。至于这个忠诚是指联想还是柳传志本人,那就见仁见智了。

作为一家典型的非家族企业,柳传志早年就在公司定下了“天条”:公司的高层子女不得在公司任职。

至于原因,据柳传志自己讲,是因为他想建立一个“没有家族的企业”,如果自己的子女在公司,一旦犯了错,别人在处理的时候,很可能会看面子,而公司的规则又摆在那里。

两相权衡,子女接班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问题随之而来,柳传志创立联想时,年纪就已经老大不小挨到不惑的边儿了。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激流险滩、沟沟坎坎一路趟过不少,江湖人尊称老柳一声“教父”。但柳教父的功夫固然高强,身边的徒弟却没跟上,两度隐退又两度复出,老柳手里这个烫手的“玉玺”似乎怎么也交不出来。

老柳不是没计划,而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从2001年的集团拆分开始,柳传志就将接班的事情暗暗提上了日程。自此,五个在大树底下乘凉的少帅一跃跻身“拆二代”行列,分了家,自己折腾去了。柳传志则退到联想控股的幕后,作壁上观,安静地等待着那个脱颖而出的接班人。

内部赛马的当然不止联想一家,海尔的张瑞敏也是这套玩法。

被誉为“张瑞敏的布道者与执行者”的杨绵绵是海尔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她在2013年的功成身退,拉开了海尔第一代创业型领导人卸任的序幕,海尔也由此逐渐步入“后张瑞敏时代”。谁来接班的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尖锐。

张瑞敏一直笃信“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的用人理念,海尔集团的总裁人选也因此实行轮值制度,而梁海山与周云杰,就是海尔这片跑马场上的两匹赛马。

梁、周都是1988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海尔,工作年头超过20年,地位伯仲之间,此前分别掌管青岛海尔和海尔电器——海尔集团旗下最大的两家子公司。

2005年,张瑞敏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管理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管理者不需要知道一个员工的能量有多大,只需要创造一个平台让其发挥,而不是管辖。“现在国际很多学者都认为企业一定会消亡,但组织不会消亡。”

在张瑞敏眼中,海尔不仅是一家企业,更是一个生态组织。这样的态度转变不仅是张瑞敏管理态度的革新,更是下放权力的开始。

如此放权在海尔上下层都清晰可见:海尔的小微企业内部拥有全部的职能部门,可以根据市场和用户情况快速作出反应,从而实现人单合一;梁、周的轮流值班,则是这种放权在上层的一种体现,谁坐庄或许并不重要,维护好海尔的大生态才是关键。

最终,这场“二人转”在2016年底迎来尾声,周云杰正式出任海尔集团CEO,梁海山出任执行CEO,张瑞敏依然担任海尔集团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职务。结束了这场耗时三年的赛马游戏。

第5则

不管是和手里攥着五个帮手的柳传志比,还是和“左牵黄右擎苍”的张瑞敏比,宗庆后都显得有几分落寞。

在娃哈哈,74岁的宗庆后依然活跃在舞台中心,身后的继承者除了宗馥莉没有别人,而后者虽然早在2004年就留学归来进入公司,但老爷子还是牢牢把着方向盘不敢松手,“每天7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渴望再战20年。

就像吴晓波在《中国式企二代的迷茫》里写的:家族财富“无缝承接”的幻想,与代际之间的天然沟壑,使得财富阶层的父子冲突往往比平民家庭要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戏剧化。

宗馥莉从初中开始就远赴美国,接受的是纯粹西式教育,她思想激进、表达直接。前几天在被问及更换品牌代言人的问题时,宗馥莉就毫不避讳地说:“是因为王力宏年纪大了,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观众会审美疲劳。”

从这一点来看,宗馥莉和老王家的思聪公子颇有几分般配,留洋多年,都没吃过多少中国饭,自然也懂不了太多中国情;不过,和在中国社会的酱坛子里腌透了的宗庆后相比,可就天差地别了。

宗庆后在娃哈哈一言九鼎,是“土皇帝”,推崇“家”文化、讲人情。宗馥莉不认这套,她眼里揉不得这些“沙子”,只看制度和效率。早期,她手下就有一些员工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被直接开除,遇到这样的情况,宗庆后会出来“善后”——悄悄把被开掉的员工又回收到娃哈哈集团。

“小时候挺喜欢喝甜的,只是现在不喜欢喝了。”在被问及喜不喜欢喝娃哈哈时,宗馥莉“语出惊人”,看起来不像是接班的,倒像是来革命的。

女儿的不接地气让宗庆后非常苦恼,因此一些体己亲信会被安插到宗馥莉身边,试图向她传授韬光养晦、欲擒故纵的处世哲学,不过即便如此,前提还是必须要得到这位继承者的首肯。

在娃哈哈,宗庆后对女儿基本是处于放养的态度,2007年就把主做食品饮料生产加工的杭州宏胜饮料公司分拆了出来,交给她自个儿倒腾。

这样的“分家”和柳传志、张瑞敏内部赛马的方式大不一样,宗氏的选择是,陪公主读书。

第6则

张瑞敏当上厂长时35岁,柳传志创立联想时40岁,宗庆后创立娃哈哈时42岁,轮到任正非创立华为时,他已经43岁了。

如今柳传志退休在即,海尔基本完成了新老交替,宗庆后也早就开始了对继承人的培养,但华为这边似乎还没闹出太大动静。

2011年底,任正非在华为内部发表了一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文章,文中任首次公开谈到了华为接班人的问题,但语焉不详,只给出了一个大概方案——华为将从“轮值COO制度”,过渡到“轮值CEO制度”。

在任正非眼中,“轮值CEO制度”是对“轮值COO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升级,而后者已经实行了8年之久,“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得以均衡成长”。

不过,这样的方案或许只是一种“中间”替代品,是任正非在接班人问题上一直没有物色到适当人选的无奈妥协。通过这项制度,虽然一批中高层管理者得到了培养,但对找到华为的真正接班人来说意义有限。

CEO作为企业的决策者,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敢于拍板儿的领导力,而轮值无异于削弱了这个头衔的权威和责任感,如击鼓传花的古老游戏,如班级里轮换的“值日生”,和海尔的“二人转”式轮值相比显得权力更加分散。

这一时期,华为上下对接班人的问题无疑还是抓瞎的。话说回来,虽然柳传志在2001年就给联想分了家,搞内部赛马,但是直到临近退休,联想的接班人问题依然是个谜,反而是柳回来当了两次“消防员”。

最终,柳教父压根儿没从那五个候选人中挑,而是把位置让给了一个在联想身居要职,却一直没发出太大声量的人物——宁旻。

宁旻的声量虽然小,可是分量却从来都不轻。出生于69年的他,相比五大少帅要更年轻几岁,但在联想体系中却实实在在有着更强力的影响——联想的分拆史册上,宁旻的名字虽然不被写在中心,却出现得十分频繁,五大少帅手里的家当中间大多都有他的一份儿。

在联想之星创业投资中他是执行董事,在融科智地他是董事长,在朱立南的君联资本、赵令欢的弘毅投资都给宁旻留了个董事。郭为是北京联持会伍的控股人,宁旻也有3.96%的股份。要么持股,要么做董事长,简直就是联想大管家。

即便身居核心,但这位管家的身份却异常神秘,甚至查不到一篇专访。

2009年柳传志再度出山时,宁旻曾客串过一把“柳传志保健小组组长”,负责关照柳的饮食起居。到2013年,联想控股执行委员会融合了战略决策与管理执行两大委员会,不仅参与重要决策、执行,甚至还可能从中诞生接班人。在名单中,宁旻二字赫然在列。

“爱我”,“漂亮”,宁旻不仅两头占全了,还相当低调体贴,上可闷声发大财,下可兼职搞保健。他的接任虽在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

联想得到了最佳人选,“轮值CEO制度”提出的8年之后,任正非的接班人却依然没有浮出水面,只是在近期的一次公开表态中说,华为在制度性接班机制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班不是指定哪一个人接班,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接班。

而对于一票否决权的继承,将从退出历史舞台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领导中,选举7个人组成一个核心精英团队来共同拥有,“保障公司不要一哄就散。”

仿佛一切还在8年前打转,华为的权柄依然握在任的手里,接班人仍不明朗。

不过,华为也不是没有过候选接班人,技术天才李一男一度就被视为“王储”。李在1993年6月入职华为,此后一路开挂高歌猛进,27岁就成为了华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掌管数千人的研发团,但一场难以言说的恩怨故事,让一切在千禧年戛然而止。

第7则

四个教父,四台戏;四个接班套路,同样是四台戏。

柳传志早早写好了剧本,可是电影开拍了,却没按着剧本来,半路搬了个宁旻出来;张瑞敏比较顺利,坐看赛马,按部就班。

宗庆后就劳心劳力得多,还在苦心孤诣地培养下一代......不过和任正非比起来,宗庆后好歹有个明确接班人,虽未长成,但至少可以望梅止渴。只有年过古稀的任正非依然屹立在第一线,拔剑四顾心茫然,回身不见后来者。

“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

2018年5月,宗庆后一改平素的朴实企业家形象,穿了一袭黑色中山装,站在《朗读者》的舞台上朗读季羡林《八十抒怀》中的这一段。一词一句之间,还是流露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不舍之感。

而柳传志在2009年复出时就曾坦言,联想集团就是他的命,为了联想集团,他什么都能豁得出去。

任正非和张瑞敏就不用说了,依旧身体力行。

无论是宗庆后、柳传志、张瑞敏还是任正非,崛起于80年代的这批企业家,从年龄的角度来讲,都已处在垂垂老矣的阶段。

但是一方面,经历了特殊时期,驶过了改革开放的激流险滩,见证了新世纪PC和移动网络的飞速崛起......历史宏达、复杂、厚重的多元背景给了他们超常的野心和眼力,使得他们能长时间位于镜头中心,操盘全局;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政商环境复杂多变,继承者们要么是宗馥莉、王思聪这样缺乏“土腥味”的洋务派,对中国人情的智识和洞察力不够,要么是拿工资”打短工“的职业经理人,没有豁出去的闯劲儿。

不管是宗庆后当初“收购”国企的险棋,联想错综复杂的股份改制,还是华为九死一生的出海之旅......任何一件事情拎出来,弄不好都将改写成败。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这样的历史谜题,此刻清晰地摆在他们面前。但无论如何,时代造就了这批企业家,同样他们也杠杆了时代。

历史的印记,他们已然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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