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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格格不入

首席人物观 · 2019-09-27
时代变了,传播媒介变了,受众变了,唯独崔永元没有变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作者 黄莹莹,36氪经授权发布。

01

崔永元的生意有了新动作。

依然是以他的名字为卖点。9月22日,“崔永元真选”平台上线,目前专卖河蟹,价格依旧不菲。

和2017年为“非转基因食品”奋战不同,今年开始,崔永元把重心转到了“真”系列食品,1月19日,崔永元真牛上线,卖的是高价牛肉。

价格昂贵是崔永元商品最显著标签。而支撑起这套价格体系的,除了食品质量,更多的恐怕是崔永元的自信。

他以自己的食品标准为傲。

在今年的两次宣发文案中,他都毫不例外地提到:“凡采用崔永元食品标准的食品,至今没有出现一例主流科学界认定的安全问题”。

真的对立面是假,但判断孰真孰假时,很多人只笃信自己的那套标准。

崔永元栽过跟头,还不止一次。

2017年,“璞谷塘”商城涉嫌盗图,被推上风口浪尖,崔永元第一时间站出来,认错,道歉。两年后,“真牛食品”推出时被发现:图还是盗的。

当简单的图片都做不到“真”,人们更难相信,这些打着崔永元旗号的食品,真的拥有宣发口径里描述的那般高品质。

这些疑惑汇聚起来,变成一股暗流,持续冲刷消耗着崔永元的公信力。

崔永元曾经是说真话的代言人。

从1996年到2002年,他的身份是央视《实话实话》节目主持人。这档严肃有深度,又不乏幽默轻松的谈话节目广受欢迎,开播一年后的数据显示:每周日7:20-8:00所有收看电视的观众当中,收看《实话实说》的观众比例一度达到过62%;单周观众人数一度超过3200万人。

而崔永元也成了国民追捧爱戴的“央视娇子”小崔。可以说,《实话实话》与他互相成就。

这成为崔永元的底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公众眼里有责任感的媒体人:敢说、敢做、敢争。

早年做《实话实说》时,他会提前告知第一次上节目的参与者“上电视可能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以保障参与者的“知情权”。

后来,《实话实话》遭遇瓶颈期:节目话题受限,甚至越来越脱离现实。一旦说假话,观众的“知情权”就会受到损害,这成为崔永元退出节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陷入非转基因风波后,他一度解释自己的初心:“我不说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哪个好,起码按照我的想法,这给了消费者一个选择的权利。”

从满足大众的知情权到选择权,崔永元迈过了作为媒体人的既定边界。这是他的自我驱动。他曾经在讨论中国电影现状时说道“如果你要不去扩大这个边界,你就会越来越收缩”。

但跨越边界从来都伴随着风险,而崔永元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也随之凸显。

02

2002年,崔永元得了抑郁症。

原因包括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也有对社会现状极度不满而“走火入魔”的自我挣扎。

每准备一期节目,崔永元要花费半个月以上的时间,研读将近一尺厚的历史资料并消化掉——只有这样,现场录制时,他才能及时消化嘉宾的话,再以生动易懂又不失真实的形式传递给观众。

图:1996年第一期节目《谁来保护消费者》

但最初的话题辩论形式很快就不让做了,变成让受访者讲自己的故事。从人生轶事到家长里短,选题范围越来越小。纳米技术风行时,崔永元做过一期“纳米不是大米”的主题辩论,但这期节目没让播。

收视率也在下滑。国内媒体纷纷效仿,抢夺收视率蛋糕,到1999年时,《实话实话》一度从5.4下滑至0.66的低谷。

常年的高强度工作和精神压力让崔永元的失眠不断加重,到2001年时,他已经患上严重的精神抑郁,最严重时,他需要24小时的陪护,防止自杀。

在无数个不眠夜里,他痛恨自己无能,也愤怒敢“拍桌子”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大到时代病症,小到社会乱象,通通成了他的眼中钉。

“病人”崔永元开始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他难以和解,与社会,与自己。冲突和撕裂充斥在他的内心——他看不上很多行业,又觉得这些事情如果由自己去做,肯定能轻轻松松做到顶尖水平。

2005年,他在谈论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的话题时,表示自己只是不愿意向市场妥协,如果主持《超级女声》类的节目,会比其他人做得优秀得多。

谈到赚钱,他认为如果不要良心和底线,自己做房地产商人、做形象大使,甚至依旧做圈内人,都可以赚到很多钱。

有人评价他不卑不亢,也有人说他是自视过高,争议由此而来。

事实上,坚守与偏执、自我与自大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一旦失衡,形象扭转或许就在一夜之间。偏激的崔永元显然不是平衡术高手——或许他也不屑与此,于是,人们眼看着,那个有原则、理性为群众发声的小崔,变成了为捍卫自己声誉而破口大骂、捉摸不定的崔永元。

2018年6月,崔永元与冯小刚针对电影《手机2》掀起对战。情急之下,崔永元曝光影视圈“阴阳合同”,国税总局下令彻查涉案人员,结果范冰冰被罚了8.8个亿。

这看似是个揭开娱乐圈黑幕的壮举,被很多网友拍手称快,但崔永元不止一次在采访中称,自己是公报私仇,“因为我以前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不可以,现在我就是孩子他爸,我不公报私仇我还给谁报仇啊?”。

截图来自“Sir电影”

这其实不是他第一次对影视行业表达不满。

早在2005年时,他就发出过“威胁”:“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

虽然手握资料又愤世嫉俗,但他很能沉得住气,直到认为自己的利益被外界侵犯,才亮出底牌。

不得不说,从结果看,崔永元是一名清理行业的崇高者,但从动机上说,他更像是一名不惜与对手纠缠到底的平庸者。

03

崔永元不怕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也不求当民意代言人,但或许是骨子里有着对社会与民生的关照,他始终在公众事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于他而言,金钱并非他做事的最重要推力。

2002年,医生跟他说,希望他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对病情有好处。他喜欢老电影,于是两年后,《电影传奇》出台了,讲述的是老电影背后的故事。

这部纪录片回顾了中国电影的历史,往往从一部电影切入,讲述创作过程和其中的轶闻趣事,重现老电影人和电影片段。

或许是因为新闻人的身份,崔永元对历史中真实的线索有一种本能的兴趣。比如他们拍片段时了解到,根据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改编的电影和现实有重合——周立波是当时土改工作组长,在元茂屯呆了很长时间。于是,拍历史片段之余,崔永元也会去元茂屯实地采访。“电影里小猪倌的原型都成老头了,他还记得周立波,清楚着呢。”

图:崔永元《电影传奇》节目花絮剧照

专题化的对象采访、深度体验式的历史回顾、纪录片元素的情景再现和扮演,让这部片子承载了更多的文化意义和记录意义,这是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之后,迈向自己理想的第一步。

至于拍摄《电影传奇》时得到的大量珍贵资料,也被崔永元无偿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帮助建立中国电影资料检索系统。

他没有就此停下脚步。

2010年,他耗时8年投身口述历史、采访抗战当事人而制成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开播。

同期,他还建立了“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电影传奇馆。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

在这些老故事里,崔永元试图摸索生命的价值和真实。

一对因话剧结缘的大学生一见钟情,却于乱世分开。徐守源从昆明一路寻到香港,带着心爱的姑娘逃避战乱和追杀,战乱中,二人喜结连理。到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他才得知妻子张定华是做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

甜蜜可以抵挡炮弹,可时间却治愈不了伤疤。有一些老兵在接受采访时,话音未落,就已泪流满面。他们不愿回忆起这段痛苦的历史,于他们而言,那段与日本对峙的黑暗时光意味着绝望、意味着杀戮。

不同于偏重于大事件的史书,《我的抗战》落脚点就在“我的”,人们透过镜头看到了历史洪流中个体更为鲜活的生命和欲望。

这些不那么扎眼、却沉淀得够分量的故事,安抚了崔永元内心的焦虑。他名气不如以往,但他舒坦了,也越走越宽阔了。

直到他从新闻人变成了愤怒又格格不入的“新闻当事人”。

04

“崔永元疯了。”

崔永元作为股东的璞谷塘商城出事之后,全国150多家媒体报道了与璞谷塘有关的新闻,大肆讨伐。

从最初呼吁知情权到非理性反转基因,崔永元的一系列行为引发了争议,包括在微博上大开骂战、人肉与他立场相反的网友等等。他就此成为媒体和公众眼里的“疯子”。

可谁也想不到,2018年,一场娱乐圈的“误伤”又让崔永元被千万网友奉为孤独的勇士和民族英雄。

5月27日,崔永元微博发出一则消息的截屏,消息的题目是“刘震云女儿:我爸教我不要脸,李安教我不着急”。公众吃瓜。

5月29日,崔永元微博再开炮,曝光了“阴阳合同”一事,并称“演了4天拿了六千万”。公众等实锤。

6月3日,国税总局下令彻查明星“大小合同”,无锡市滨湖区地税局随后宣布介入调查取证。公众拍手叫好,高呼“戏子误国”。

时隔半年,当“崔永元真牛商城”上线,并因盗图引发争议时,斗士崔永元又变成了商人崔永元,骂声也随之而至。

反转之轻松,不禁让人疑惑,到底是谁在操纵着从地狱至天堂的垂直扶梯?

鲁迅说杀人有两种方式,一是骂杀,二是捧杀,显然,崔永元是以上两者皆经历过的人。

公众厌恶威权,却又畏惧威权,而不管是厌恶还是畏惧,其中隐藏的都是平民的匮乏和无力感。所以,当崔永元大战影视圈时,他们选择缩在他身后,用呐喊鼓励他冲锋陷阵,希望他用那一抽屉的合同,让娱乐圈重新洗牌。

成功,便拥戴他为英雄,期待他适时发声;失败,便扼腕叹息,再匆匆散去。而鲜少有人意识到,这无疑是将自己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机会让渡了出去。因为每纵容自己投射一次情绪,大众便对自己的匮乏和退却多了一份认同。

处于追捧之中,崔永元的反思倒是显得清醒:“我不想当什么民意代言人,什么民族英雄什么的,没好下场,当然也死的很惨。”他清楚,被那些标签捆绑的同时,他也会失去自由。

不过,保持警惕,并不意味他总是正确。

离开央视之后,崔永元一直在努力剥离自己“媒体人”的身份,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并没有成功。当他把自己置身于这些公众事件,或者从事商业活动时,公众的反应依然是:那位知名的前央视主持人又出来活动了。

割裂由此产生。

崔永元坦然表明并释放自己的私欲,一再强调这是“个人行为”,也依旧掩盖不了他企图煽动公众情绪而为骂战加码的不妥,以及利用名声创收的嫌疑。

玩火和点火的人,无一能全身而退。

时代变了,传播媒介变了,受众变了,唯独崔永元没有变。

他的尖锐和真实曾刺破现实的脓疮,恰到好处的力度让他在上个时代大放异彩;如今,他依旧尖锐,依旧敏利,只是他更乐于展示刺的杀伤力,却不再注意滥用刺的副作用。

格格不入从来都不可怕,只怕叫好斗蒙了双眼,伤了自己,也丢了真实。

部分资料来源:

1.《病人崔永元》,易立竞,南方人物周刊

2.《崔永元:走出抑郁症的阴影》 ,建辉,龙源期刊网

3.《崔永元:被与生俱来的悲观性格“击垮”的人》,千龙新闻网

4.影像记忆: 口述历史的介入与超越——崔永元《 我的抗战》,王宇英

5.《揭秘崔永元《电影传奇》》,赵明,光明网

6.《崔永元:范冰冰已向我痛哭道歉,阴阳合同还有大人物》,陈思宇,北京日报

7.《独家专访崔永元:我对爆的每个料负完全责任》,Sir电影

8.《人们又爱崔永元了》,默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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