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发歌无门,05后火遍全网:中国独立音乐人30年沉浮史

36氪的朋友们2021-04-25
你说神奇不神奇。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36氪经授权发布。

原标题《北京有家只开3年的酒吧,进去唱过歌的草根,都成了华语乐坛大神》

“话语停止的地方,

就是音乐的开始。”

——作家·霍夫曼

「逝于1822年6月25日」

代表作品:《胡桃夹子和鼠王》

……

01.矮大紧的悲叹

1990年前后,矮大紧的人生发生巨变。他先是在上海石库门阁楼里写出处女作《逃出城市》,紧接着组了“零点阳光乐队”,然后流浪、退学、失恋、考研,在苦涩爱情的落幕声中写下《同桌的你》。

1991年,老狼毕业下乡给人装电机,拿到第一笔工资,请高晓松吃饭。那天大紧喝大了,回去路上拉着老狼的不撒手,痛哭流涕道:

“哥们儿写了那么多歌,谁听啊?”

万万没想到,一缕春风吹进大紧人生。3年后,老狼在大学生晚会上唱《同桌》,红遍全国。两人翻身做了命运主人。

「大学生晚会上的狼哥」

老狼的出场费,一度飙升到3万。直到多年后,狼哥惭愧道,自己占了大便宜:

“其实当年《校园民谣1》那张专辑里还有很多优秀歌手,结果就我一个红了。”

这话不假,除了老狼,当年一起唱校谣的,还有郁冬这种大才子,还有把大家小样到处推荐的热心战友沈庆。可除了老狼,这些名字都被遗忘在了华语乐坛的角落里。没办法,那时内地就三家唱片公司,还是外资的,谁想出唱片赚名气,全靠命运垂青。

也别说沈庆了,隔壁的北大,当年也效仿清华出了张《没有围墙的校园》,丢到市场上,一点声响也没有。怪谁呢?

咱们真格基金的徐小平老师,代表作《星期天》就收录在那张北大合集中,万般无奈没有火,只好去美国刷盘子。后来还是不甘心,回国自己砸钱创办音像公司,出了一张《洋插队情歌》。很不幸,徐老师的心血,被遗忘在了华语乐坛的角落里。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歌坛。

「北大徐小平老师的心血」

徐老师虽然退出了文艺界,却成为了我国独立音乐人的先驱。自己写、自己出、自己卖这种壮举,当时有几个搞音乐的人敢干?

作品上,徐老师输了。

勇气上,徐老师却赢了。

那是1994年,如果徐小平当年没有灰溜溜地飞回加拿大,再在北京坚持个七八年,说不定会混进北京的民谣圈子

至少,会在河酒吧碰到一个叫罗永浩的男人。

02.北京最传奇的酒吧

高晓松被关在石库门那年,曾在青海运输公司上班的张佺,正在歌厅里给人弹贝斯。张佺是80年代末被吉他打动的。从此离开单位,开始玩音乐。在歌厅,他遇到了兰州棉服厂的小索。两人一见如故,相约到成都、杭州谋生。

1995年,两人厌倦了伴奏,想做一点属于自己的音乐。于是乎,他们在西湖边成立了一支民谣乐队,取名为“野孩子”。

也正是在西湖边上,张佺乡愁零落,写下了那曲催人泪下的《黄河谣》。

和崔健那拨人受欧美摇滚影响不同,张佺和小索数次回到大西北故乡挖掘民歌,从中汲取营养。1996年,两人决定北漂,住进了地下室。没有生活保障,也不知明天如何,为此,他们写出了那首《生活在地下》。

「张佺和小索」

在北京完成首演后,两人回兰州演出。唱起“花儿”改编的民谣,把台下两位青年给震住了。他们一个叫郭龙,一个叫张玮玮。

很快,他俩就加入“野孩子”。音乐专业出身的张玮玮寻到北京时,张佺问他会不会手风琴。其实不会,但为加入,张口就来,然后一晚上把手风琴练会了。此后,他便混在北京,跟在小索屁股后面转悠。

千禧年后,野孩子的生活有了改善,差不多能吃上饱饭了。于是大家想办法借钱盘了一家小画廊,开了一家“河酒吧”。开酒吧的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大家有一个稳定的排练场所,二是为了有稳定的收入保证生活。

河酒吧开业那天,野孩子唱了《黄河谣》。彼时,北京很多酒吧都是暴发户聚集地,土财主花钱,让歌手唱流行歌。但在河酒吧,观众只能喝酒、听歌,不允许摇骰子。相当于livehouse的雏形。没想到这一搞,没有引来多少财大气粗的顾客,把北京一大批独立音乐人和文化人吸引来了。

这其中,就包括并不仅限于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布衣乐队和左小祖咒…

这帮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穷。

周云蓬1995年到北京时,住8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然后背着吉他,卷一张大饼去街头卖唱,从早唱到晚。如果运气好,就能喝一瓶啤酒,吃上一顿猪头肉。

运气不好,就只能空着肚子回去。

「河酒吧的大神们」

本来在酒厂上班的万晓利,自95年开始,每年都要进京找唱片公司推荐自己的唱作。连续三年无果,最后一咬牙,带着妻女北漂,在颐和园边上租了间很小的房子,四处唱酒吧谋生,利用零散时间搞创作。

好几年里,他带着20多首作品奔波于各大唱片公司,无果。在生活压力下,不得不全心投入到卖唱工作中,最后走进了河酒吧。

后来,他和小河搬到房租便宜的天通苑,每天赶3个小时车到三里屯唱歌。晚上只能坐出租回去。好多时候唱一天,都不够车钱的。

可他们收获了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03.河酒吧之伤

众所周知,刘烨的老婆,叫安娜。

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安娜曾是河酒吧的历史见证人。千禧年之初,安娜在北京学习,偶然闯入河酒吧,随后跟这帮人混在一起。

当年河酒吧是一代文青聚集圣地。

观众里有个稚嫩的胖子,就是老罗。

那几年,安娜亲眼目睹了野孩子和万晓利、小河们“癫狂”的卖艺生活,也看到了他们是如何一步步从乌托邦中醒来的。

河酒吧盛名在外后,很多独立民谣、摇滚乐手都来演出。拿周云蓬的话说,如果没在河酒吧演出过,那你根本没脸出去见人。

「第一代“野孩子”」

随着来往频繁,张佺、小索、张玮玮、万晓利、小河这些日后民谣圈的大佬,关系日渐亲密。每天在一起吃饭、喝酒。顾客散去,就把桌子拼到一起,唱歌、跳舞,直到天亮。钱没赚到,但有无穷的快乐。

那时,安娜给他们带国外唱片,教他们唱《辛德勒的名单》的片尾曲。张玮玮说,如果能在河酒吧过完这一生,会是莫大的幸福。

小索是聚拢这帮人的灵魂人物。小索好客,当年北漂的音乐人没地方住,就跑去他家睡。逢年过节,都是他组织聚会。2003年大年三十,这帮人坐在一起彻夜高歌,转圈舞蹈。安娜给他们拍了好多照片。

但好梦,终究是要散的。

由于经营压力,“野孩子”创作和排练时间越来越少。张佺喜欢这帮朋友,但心里越来越矛盾。来北京不是为了热闹,是为了做音乐,可创作基本停滞了。恰好他参加雪山音乐节,觉得云南不错,想去看看。

渐渐地,河酒吧张佺去得少了。加之生意不景气,就和小索商量把它卖掉。

非典加速了乌托邦的消失。

随后,“河酒吧”转手,野孩子解散,张佺准备去云南发展。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小索突然患癌去世。这一灵魂人物的离去,瞬间把大家从短暂的快乐中惊醒。

醒来的人,不得不正视生活的残酷。

“野孩子”离散后,悲痛的张佺流浪远方,长达6年的时间走不出来,几乎一夜白头。河酒吧从此成为了江湖上的传说。

张玮玮一度失去方向。带着身上仅剩的400块钱租了间破屋,白天看树,夜里看井。后来没钱了,问左小祖咒借了1200,搬进郭龙的书房。此时距离他写出《米店》,还有3年的时光。他落魄、潦倒、迷惘。

「后来纪念小索的音乐会」

在河酒吧,万晓利和小河录过现场专辑,被某厂牌买走版权。多少钱呢?只有5000块。万晓利说服自己,这也算完成了出唱片的梦想。此后,他躲在天通苑里做他的第二张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得那么糟》。

周云蓬流浪、卖唱、写书。

左小祖咒继续卖打口碟。

“河酒吧”记录了我国一代独立音乐人的青春盛景,也装载着他们的困窘、挣扎。他们徘徊在主流唱片体系外,缺衣少食,在生计所迫的夹缝中写歌,在四壁漏风的屋子里吟唱。

美梦过后,几多凄凉。

一切就仿佛野孩子在歌里写的:

“生活为什么是一首最难唱的歌,唱过的人,他从不说出来…”

04.那个辍学的石家庄人

“野孩子”决定北漂那年,北京隔壁的石家庄,成立了一支名叫“The Nico”的摇滚乐队。那是28岁嗑药而死的盲瓜主唱Shannon Hoon襁褓中女儿的名字。

乐队的成员,都是盲瓜的骨灰级粉丝。

其中负责吉他的,名叫董亚千。

负责弹贝斯的,名叫姬庚。

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凋敝、沉闷、灰头土脸的石家庄市出了两本杂志,《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两本路子很野的摇滚杂志,帮石家庄培养了一大批摇滚青年。其中就有一起组乐队的董亚千和姬庚。听到盲瓜后,董老师和鸡老师瞬间被征服。

尤其董亚千,在音乐上有了巨大的野心。

二千是个音痴。据传当初为了选一把好吉他,比琴行员工去得还早,除了吃饭上厕所,连续三天在店里试琴,才选中一把满意的。

「启蒙一代摇滚青年的刊物」

听到盲瓜及欧美其他摇滚“神作”后,梦想成为摇滚巨星的董亚千,严重意识到自己技术上的差距,干脆辍学,每天在家狂练琴技,自学乐理。乐队成立第二年,他和姬庚掺和了一个拼盘专辑,每人获得酬劳高达200块。

此后10年,就赚得越来越少。

坊间调侃,数年间,只赚了几百块。

董亚千为摇滚辍学,父母倒没说什么,但他一直跟自己较劲。听遍了历代名曲,练得一手琴技后,长达五年时间,都没写出正经东西。常常出了一个动机,弹两下就丢了。这期间,演出机会也不多。2000年,石家庄本地摇滚乐队大汇演,“The Nico”还没上台,就被群众举报,被警察哄走。

其实,即便上台,那时的“The Nico”和董亚千也不太引人注目。在乐评人和小宇的记忆中,当时他的作品半生不熟,风格拼凑。

而且由于过于膜拜欧美大神,董亚千发明了一种含混不清的“二千英语”,不是中文也非英文,令人摸不着头脑。没多久,好基友姬庚考上湖南某大学。大家要开始直面人生的选择和生活的拷问,压力随之而来。

失神、迷惘的董亚千,跟过去当了一个月的陪读生。每顿打一份饭,两个人吃。

「董老师笑容温暖纯真」

董亚千渴望成为一代摇滚巨星。可很长一段时间,写不出完整东西,人陷入抑郁。随后,乐队鼓手去日本留学,姬庚忙于学业。为了散心,二千跑去秦皇岛,租了条船,出海、捕鱼、思考。那些日子,他不敢碰吉他,不能听摇滚乐。整个人的状态跟当年在北京8平米房间里写《那一年》的许巍差不多。

也就是那时,他写出了《秦皇岛》。

回想那些衣食无着的日子,二千并不觉得苦。可跟他一起玩乐队的朋友,终因谋生压力逐一离开,只剩下了姬庚。后来,为了给乐队转转运,鸡老师就提出换个名字。

彼时,董亚千在石家庄的家是无数摇滚乐手的聚集地。据传全石家庄的乐手都有他家钥匙,唯独二千自己没有。想起这件荒唐事,精读西方诗歌的姬庚觉得:

董家老宅,仿佛一家旅店。

于是乐队改名:万能青年旅店。

05.神专是这样炼成的

乐队改了名字,但作品依然难产。

在石家庄的烂砖房里排练,借着封皮脱落的乐理杂志研习,董亚千好不容易排出一首作品,拿来跟心目中的音乐一比,立马推倒重来。

穷困潦倒,他不在意。但其他乐手要吃饭啊。数年过去,大家朝三十岁奔,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姬庚眼看这么下去不行,拿一首作品填上《十万嬉皮》给他,劝了他足足三天三夜,终于说服他唱中文歌。

《十万嬉皮》写的是“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拿到词时,董亚千懵了,说你干嘛把我写成一废物?于是首演前,他喝下了催吐剂。

二千老师,你可真是个行为艺术家。

没想到,姬庚的歌词疗愈了他,和他的旋律天衣无缝搭配在一起。随后,乐队来了小号、鼓手,渐入佳境,《秦皇岛》《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相继出产。乐队名气越来越大。

等到他们出去演出,粉丝越来越多,很多人开始在台下狂呼“万青牛逼!”

「董老师爱摇滚也爱改装摩托」

可二千依然对自己无比苛刻。

2006年,他把《秦皇岛》和《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修缮完毕,才重新开始排练。至此,乐队已经成立十年。

2010年,大家觉得不能再拖了,该出专辑了。没有钱,没有专业制作人,没有好乐器,董亚千只好拉来哥们儿当录音师。大家四处凑钱、买设备、自学录音。一次次失败、反复推倒重来,直到2011年冬,进入后期混音。

囿于没有专业设备和录音团队,董二千很多音乐上的野心都无法实现。专辑出来后,他只能坐在和小宇的沙发上接连叹气。

万万没想到,这张名为《万能青年旅店》的首专,一经发行,引爆文化圈。

那一年,韩寒、老罗等人在微博上奋力为万青打call。歌曲传到台湾,海峡对面的青年都疯了,争相翻唱。尤其《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一时成为微博神曲。

「万青封神之作」

但回头看,这事儿其实很险。

为创作挣扎14年,忍受困苦14年,要不是正好赶上微博的爆发和唱片工业崩溃,加上韩寒等文化人的力荐,谁也不知道万青会怎样。

事后诸葛的看法就是三个字:

运气好。

遥想2007年,丁磊在丽江听到侃侃的《滴答》,顿觉惊艳,马上发给身边唱片公司的朋友,希望有人推广。朋友都说,商业前景不大,还是别操心了。当时国内独立音乐人的生存环境,并不比河酒吧那帮人好,一首歌唱片公司判断没市场,就不会给你砸钱。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丁磊要搞云村。

丁大佬在邮电局上班时,就是资深唱片发烧友。千禧年网易上市,他就想做唱片公司,这事儿最终发芽成了网易云。当然这是后话。

后来姬庚老师自己也说了:

“那年万青的爆火,有很大的随机性。许多乐队,从少年时为这些事努力,到最后连个合理的呈现机会都没有,这是不正常的。大多数摇滚人都没收入。而且之后怎么样也不好说,没准哪天我们就…这可能性是很大的。”

06.花粥们的崛起

鸡老师的担忧,到底是落空了。

去年,万青时隔10年发新专《冀西南林路行》,销售额超过1100万,直接打破国内独立音乐市场数字专辑销量纪录。专辑在云村评论破万,还在朋友圈刷屏。丁大佬也写信祝贺和感谢他们,在线“催更”,期待新专。

姬庚显然没料到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崛起给独立音乐生态带来的影响。

不过鸡老师话也没错,像万青这样受关注的乐队毕竟不多。2009年,写出《米店》的张玮玮和郭龙去云南看张佺,随后野孩子重组,逐渐扩展到5人,在2014年发了一张排练录音专辑《平等路》,就没万青那么火。

「万青新专在网易云上的战绩」

倒是万青走红那年,新一代的、跟着互联网长起来的年轻人,在文青聚集地豆瓣上吸引了一大票粉丝。这波年轻人里,就有2007年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偶然购得万晓利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的宋冬野。

回家后,他把《陀螺》单曲循环7个小时。

然后决定当一名独立音乐人。

在隔壁天津,一个叫马頔的在国企白领,也是听了万晓利后分外感动,开始在业余时间疯狂写歌,并出了一张《孤岛》。他和宋胖子把作品上传到豆瓣,紧接着结识了尧十三,组成民谣组织“麻油叶”。随后,三人聚在北京,住在宋冬野靠拆迁款买来的60多平的房子里,吃着外卖、写着歌,夜里在北京各大酒吧间流窜作案、卖唱,过着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就仿佛当年河酒吧那帮人。

幸运的是,相比于河酒吧穷困、窘迫的民谣歌者们,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谁能想到呢,左立翻唱《董小姐》张磊翻唱《南山南》,直接把宋、马送上红人宝座。满大街都在放这两首歌。马頔更是跑去工体开了演唱会。巧的是,2015年,“野孩子”也走进工体,在铺满银杏叶的舞台上歌唱。

直到2018年,“野孩子”才录制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大桥下面》。《大桥下面》一曲创作于1999年,久经时代风霜,才与世人见面。反观《安河桥北》,借着《董小姐》的势头,直接打破了某司制作费纪录。

这就是鸡老师没考虑到的问题:

时代不同了,独立音乐人突然有饭辙了。

不过话说回来,宋冬野和马頔的突然爆红,也并不单单是靠互联网本身。

那两年,“快男”“好声音”的势头还在,他们主要还是靠选秀歌手翻唱给拉来人气。不然还得在北京卖唱,一边咬牙坚持写歌,一边骂“民你他妈的什么谣啊”。豆瓣上聚集了文青粉,归根结底是兴趣小组,难以帮音乐人出圈。

当时这帮粉丝还骂呢:

“又把我家XXX变成街歌了!”

「《董小姐》的火,功劳都在这位大哥」

倒是宋冬野的一位女粉丝,曾给“麻油叶”留下一笔丰厚财富的姑娘,摸到了另一条出圈路,在江湖上掀起了一些声浪。

这位姑娘,就是花粥。

花粥曾是宋冬野豆瓣上最早的1000个粉丝之一。她也不是科班出身,吉他都是自学。受网友指点,开始听万晓利、赵雷,并在网上翻唱了宋冬野的《嘿,裤衩》。听完这首用手机录的翻唱,宋冬野表示很欣慰。

两人在2012年见面。不久后,花粥就写出了那首名噪一时的小黄歌。

花粥崭露头角时,宋、马还在酒吧卖唱。姑娘一时兴起,直接退学,跑去巡演。退学后,花粥才意识到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做的,四处跑巡演,写歌、卖唱、拿奖,也只能在文青小圈子里打转。此时,《董小姐》和《南山南》火出天际,她还在偶像电影里打酱油

直到《成都》走红,她闲来无事,把《南方姑娘》翻成了《北方爷们》,发到网易云上,没想到快速拿下上万点击。发现云村这片宝地后,2018年,花粥连续发了《盗将行》和《归去来兮》,恰好古风正盛,两首歌不久便形成刷屏之势。

尤其《归去来兮》这首歌,直接用最短的时间,冲到了云村音乐榜首。

「如今花粥在云村上600万粉丝…」

花粥命好啊,转入古风创作,赶上了互联网音乐平台的上升期。那两年,版权大战相持不下,音乐平台也开始大力扶持独立音乐人,尤以云村为甚,流量数据蹭蹭往上涨。

说来有多夸张?赵雷登上《歌手》前,在云村就有巨多粉丝(比微博还多),《无法长大》独家首发时,一口气卖了10万多张。

然后才有了《成都》的刷屏。

靠一首歌就能成为专职音乐人。

这是90年代徐小平老师无法想象的事。

07.从河酒吧到云端

自90年代算起,在唱片工业体系主导下,独立音乐人的生存处境,一直不怎么乐观。

道理也简单,唱片工业面对大众,公司要赚钱,就得迎合更多人的审美趣味。作品走的是通俗路子,资源也是集中投放。

君不见当年红星社挖掘郑钧,一张《赤裸裸》卖得无比火爆,面对同样西安来的许巍,只买了他的歌给田震唱。当年红星不傻,话说得很明白,许老师,你长得没人家郑钧帅,歌又跟涅槃一样阴郁、小众,当不了大歌星的。

但许老师好歹还签了一份唱片约,大部分民谣、摇滚歌手,都是四处流窜。

Livehouse还能让新人混个脸熟,至于音乐节,那基本上是为头部乐队准备的。早年雪山音乐节一直赔钱,一赔几十万,直到04年,黄燎原的贺兰山音乐节赚钱,整个滚圈儿都高潮了。当时为啥没赔?

因为听了投资人的话,只请大腕。

2016年,云村搞《独立音乐人生存现状报告》,月入过万的只有4.4%,月入千元以下的高达68%。大部分做独立音乐的,从倾心热爱到业余爱好到逐年冷淡,直到年岁渐长,为生计所迫离开。

「搞独立音乐最缺曝光和演出」

有个叫《偶像》的纪录片,就是记录我国独立音乐人生存状态的。第一集的主角是“布衣乐队”,当年去河酒吧演出过。二十多年来,布衣乐队换了几波人,在音乐节、小酒吧、转场、巡演、卖唱的节奏中折腾。

片子里,乐队主唱吴宁越委屈道:

“你说为什么一个一年该挣一千万的乐队,最后才挣了一万块钱?”

好在这些年,随着互联网崛起,独立音乐人生存环境比以前好多了。由于主流唱片工业地位失势,网络形成新传播链,这些年出了好多扶持独立音乐人的平台。张培仁做街声,汪峰搞碎乐,郑钧弄合音量,都是实打实地砸钱。

前面说的云村,自然也是之一,而且目前已经成了最大的原创音乐平台。

有个我挺喜欢的组合,叫房东的猫,早年中南财经政法的大学生。当初翻唱宋胖子的《斑马,斑马》,在网上火了,然后写了首《秋酿》传到云村上,一夜间粉丝暴涨。毕业后,两人本来打算各奔前程上班去,没想到开了场歌会,大雨如注现场却来了几百人。一个女粉丝哭着求她俩继续唱。随后,两人写了首《美好事物》,一口气在云村拿了6W多评论。

还有写《理想三旬》那个陈鸿宇,当年在乐评人郭小寒的公司上班。郭小寒老敲打他,让他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要太出风头。结果陈鸿宇扭头在网上发了自己的专辑,火得顶头上司郭小寒百感交集。

不过,随着渠道发展,做独立音乐门槛降低了。门槛低了,进来的人就多了。在海量基数里想要一鸣惊人,也不简单。

所以很多平台都有针对性策略。

方便在大海里捞金子。

比如云村就搞了石头计划、云梯计划、硬地围炉夜、硬地原创音乐榜、星辰集等等一连串的项目。这两年特别明显,和音乐人朋友喝酒时,他们都爱唠叨这个平台那个平台又搞了什么活动,赶紧得去参加下。

路还很长,但优秀的音乐人,也确实是有更多冒头的机会,不会怀才不遇。

去年就有个叫裘德的音乐人冒了出来,专业水准很好,但一开始也跟矮大紧、野孩子当年一样满腔辛酸。裘德学美声出身,想做流行乐,于是赴京北漂,在唱片公司非常拼,业余还逼自己1个月写10首歌…可惜,薪水微薄,也不知要漂到猴年马月。

不过年代毕竟不一样了,苦的时间短了很多。他恰好撞上“石头计划”第二季,发了首张个人EP,然后又出了一张名字很有意思的专辑:《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去年就靠着这张专辑入围了台湾金曲奖。

那也是大陆唯一入围的男歌手。

「裘德入围金曲奖」

最近特别火的那个颜人中,也是差不多的路子给挖出来的。本来颜人中都在搞摄影了,业余唱唱歌,结果正好赶上网易云一个项目,录了个小样。平台的人一听,金子啊,赶紧建议他开账号,跟他的团队一起帮他做歌、推广。

没多久,颜人中在云村首发一曲《晚安》,一夜便火遍全网。

陈鸿宇有句话说得好啊:

“当年的河酒吧在三里屯,如今我们这代音乐人的河酒吧,是互联网。”

比酒吧更嗨的是,在互联网,音乐人跟歌迷可以随时交流,歌单、个性化推荐等等,让再小众的音乐人也都能聚集粉丝,不至于像线下:一旦唱到天亮,就得各自醒酒散去。

「有了互联网,歌手可以随时互动,永不散场」

而且时代不一样,玩法也不一样了。

这一届依托互联网做音乐的年轻人,不但不苦哈哈,还能显得分外轻松。

最近有个特别火的初中女生,Vicky宣宣,今年才15岁,从小精通乐器,对如何写歌这件事信手拈来,一个视频的观看轻松破百万。

Vicky宣宣最早在云村爆红,翻看自己的歌曲《日落人海》下面的用户评论,一时心血来潮,拿乐评填词写了一首《三十二段留言》,迅速圈粉,被称为“云村天才少女”。她3个月写了4首歌,纯粹是拿音乐创作当博客写,举重若轻地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心情。

这种轻盈感,你在老一辈独立音乐人身上几乎看不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搞独立音乐实在太苦了,一方面是年代,一方面是大环境,所以动不动就要出几个抑郁症的,好像那时候你不抑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独立。

08.热爱与抚慰

1991年,高晓松在公车上哭着问老狼:

“哥们儿写了那么多歌,谁听啊?”

没想到啊,15年后,这个问题还困扰着我国做音乐的年轻人。2006年,北航毕业晚会上,刺猬乐队表演《柏油公路》。唱完后,鼓手石璐嚎啕大哭:

“这东西这么好,什么时候才能被人发现?”

千禧年后,北京高校蹿出一大帮热爱摇滚的学生。其中就有子健和石璐。子健青春期就是吉他狂热爱好者,一度弹到手出血。石璐自幼学钢琴,上初中开始打鼓,天赋极强。上大学后,两人各组乐队,在表演中相识,一见倾心,拉上贝斯朱博轩组成“刺猬”。

一年后,就写出了一张完整专辑。

歌有了,却连个正式演出地点都没有。

幸好美国人Michael Pettis在五道口开了D-22酒吧,刺猬去演出,受Michael器重,这才找到活动据点。那时,很多知名乐队都在D-22演。晚上十点开始,一直到凌晨两点。

演出赚不了几个钱。

一晚上酒水钱分下来,打车都不够。

「历史中的D-22酒吧」

对刺猬而言,能有一个表演的舞台就不错,哪敢想用音乐赚钱糊口?

大家还是得上班。

子健做程序员。在公司,和同事几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只有音乐能让他兴奋,那些年,不管上班多累,下班后他都要去排练。回到家,还得熬夜写歌。越写越兴奋,经常是通宵。有时睡到半夜,还要爬起来写几句。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由于经营压力,D-22最终关门。曾有一次演出结束,子健跟石璐说,乐队是可以干一辈子的事。结果没多久,贝斯手朱博轩就宣布离开。

此后,新贝斯手一帆加入。

和子健一样,为了音乐,一帆也牺牲了太多东西。毕业后,他进入国有银行,为了乐队,绩效考核经常垫底。本来有升职机会,撞上乐队巡演,一帆想办法骗了一个星期病假出去。回到单位后,再也没能升职。

可是他从来不觉得后悔。

最难的时候,刺猬租过超市地下二层的排练室,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写歌、巡演、出唱片,一年又一年,由于曝光机会少、不出圈,哪怕是音乐节,一场下来也就三四万,一分就没什么钱了,就这还要添设备、录专辑。

但刺猬一直在坚持,乐此不疲。周围同学都赚了大钱,住上了豪宅,开起了豪车,他们也依然故我。为什么啊?傻不傻啊?

说到底,还不是因为热爱。

对他们而言,做音乐,才是活着。

只有写歌,才会让子健感到兴奋和幸福,只有打鼓,才让石璐感到生命的律动。这样活一次,才能证明自己在这世界上来过。从当年的野孩子、万晓利、周云蓬算起,再到后来的云村音乐人们,不都是如此?

90年代在歌厅放镭射碟的张楚,95年在北京街头卖唱的周云蓬,千禧年后为出唱片蜗居在天通苑的万晓利,躲在石家庄烂砖房里抑郁的董亚千,一个月逼自己写10首歌的裘德…

这些人图的是啥?

往小了说,是生活的滋味。

往大了说,是生命的意义。

「吴宁越说,最重要的是对音乐的信仰」

但在热爱之外,一代代独立音乐人更需要的,是更多的曝光机会、演出平台,更充足的生活保障和更完善的版权保护。

毕竟热爱也不能当饭吃。

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听《黄河谣》的感动,还能记起听《陀螺》时的沉迷,还能记起上班时每个周末跟朋友约酒,隔着窗户看月亮,听万青《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听房东的猫《爱你就像爱生命》听裘德《北海道恋人》,还能记起那些旋律陪我们度过的温暖时光,记得它们在深夜里带给我们的抚慰。

音乐是疗愈,也是回忆。

那些带给我们无限安慰、陪我们穿越孤独的音乐人,不应该在出了一张张专辑后落个衣食无着。只希望随着时易事迁,更多用心写歌人,能得到更多的曝光和收益,而不是只能无奈地拍个自制MV《把梦烧光》。

他们把梦烧光了,谁来抚慰我们呢?

以后又还有谁敢继续做梦呢?

30年了,他们值得更好的回报。

幸好,他们已经迎来了更好的回报。

拓展阅读:中国苦逼的音乐人还不少,在80年代中期,滚圈儿那帮人也够苦逼的。关注本号,后台回复「摇滚」,获取本公号的第一篇推文「中国摇滚伤心往事」。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那些梦想还万能的日子》,姬庚

[2]《在崩塌之前,地火之上》,和小宇

[3]《沙沙生长》,郭小寒

[4]《长不大唱不老的野孩子》,南风窗

[5]《万晓利:音乐我已经受够了》,南周

[6]《民谣圈鬼才往事》,盖饭人物

[7]《中国民谣20年:一条流动的河》,南周

[8]《独立音乐人的春天到了吗》,人民周刊

[9]《那些月收入低于一千的音乐人》,凹凸镜DOC

[10]《偶像·布衣乐队》,王大维,优酷

[11]《中国livehouse二十年进化史》,娱乐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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