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偶像之前的亚当·斯密

中欧商业评论2021-04-16
斯密率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就永远属于他了。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邓中华,责编:周 琪,36氪经授权发布。

01.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

02.在高产的年代,他总是敏感地保护自己思想的优先地位。

03.斯密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关系网络和恰当的关系策略密不可分。

并不是每个人、每个学派都尊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比如,约瑟夫·熊彼特曾言,《国富论》一书虽然伟大,但它“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和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 1776 年前是全新的”,“抽掉先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有意思的是,如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评价斯密,会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斯密并非思想市场的原创“发明家”,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创新者、企业家、250 年来思想市场上那个通吃的“赢家”。

从达尔文、马克思、凯恩斯到哈耶克,所有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理论家的观点中,几乎都有亚当·斯密的印记。

亚当·斯密何以成为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

避免专家思维陷阱

将亚当·斯密称为“经济学之父”,其实有些不公平。因为受哈奇森的影响,斯密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哈奇森在美学、伦理学发表了大量文章,研究逻辑学、思维和知识,创新性地用英语而非拉丁语教学。

亚当·斯密的兴趣非常广泛。他最早感兴趣的是自然哲学,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授业者是约翰·西姆森的侄子罗伯特·西姆森,格拉斯哥的数学教授,牛顿的粉丝,也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专家。

1748 年,斯密受邀在爱丁堡举办讲座,他的讲座首秀题目是“如何在写作和演讲中有效沟通”,之后增加了法理学主题的讲座。

在修辞学讲座中,斯密表示,有效的交流需要具备简明和恰当两种特质。所谓恰当是指对语言的正确使用,既符合言者的本质特征和交际意图,又符合听者的期望。斯密提到了“共情”,预演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核心观点。

后来,《道德情操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斯密写道,“我将在另一场讨论中尽力讲述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则,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经历的不同革命,不仅涉及什么是正义,还涉及警察、税收和军队,以及任何其他与法律相关的对象。”

如果拘泥于专家的角色,那是在玩詹姆斯·卡斯所说的“界限内的游戏”,是在既定的进化轨道上做改进、完善的工作;相反,在范式变革面前,必须大胆地把他人设定或默认的边界踩在脚下,是个“界限游戏”。

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他的理论就会像透风漏雨的茅屋,经不起风吹雨打。

位于苏格兰的亚当斯密故居:班缪尔楼

无惧竞争的学术斗士

无论是否愿意,竞争都不可避免。而且,思想市场的竞争还具有一个近乎残酷的特点——赢家通吃、恒吃。

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发现美洲的时间,比哥伦布晚五年,但是, 美洲大陆叫 America,而不是 Colombo,为什么?因为阿美利哥把新大陆定位为独立的大陆,与亚洲分开,引发了地理学上的革命,同时,他卖力地宣讲自己的发现与理论,其中一篇文章在 25 年内被翻译成 40 种文字。而哥伦布则志在寻找黄金,所以对发现缄默不语。

同样,斯密率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就永远属于他了。

无惧竞争,有两个面向:第一,要敢于应对竞争者的挑战,守土有方;第二,要敢于批评错误的思想,进攻有力。

18 世纪 50 年代,斯密二三十岁时,是他高产的年代。他“总是敏感地保护自己思想的优先地位,常对其他人可能的抄袭发出警告”。

1755 年,他向当地一个学会提交了一篇文章,其中的一些表述让他青史留名,例如, “让一个国家达到最高程度的富裕和最低程度的野蛮的前提条件,除了和平、宽松的税收、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没有其他,其余的都是由自然过程带来的。”

而《国富论》本身,是建立在对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的,是“对英国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

例如,重商主义助长了制造商和商人的垄断精神,使他们学会了利用政府,促成了游说集团和特殊利益团体的形成,损害了消费者和劳工的利益,这些人是“为了自身利益促成欺骗甚至压迫公众的人”——这哪里是什么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分明就是战斗檄文。

选择正确的“关系”策略

任何创新者都不应该轻视、忽视“关系”或“社会资本”。

关系可以为社会资本的所有人带来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前者包括通路、先机和举荐;后者则帮助关系人成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第三方。

结构洞理论的提出者罗纳德·伯特的话说,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只关乎生产等式,而社会资本涉及生产等式中的回报率。这条原则,对思想市场的创新者尤其重要,而斯密很好地践行了它。

人的科学,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所需要的信息分布严重不均, 噪声繁杂,且价值迅速衰减。因此,要想在思想市场上大获成功,你必须:(1)离信源越近越好;(2)获得信息的速度越快越好;(3)受到信源的信任越多越好。

《国富论》讨论的议题如此广泛、宏大,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切实的经验分享、一流头脑之间的碰撞,绝不可能如此精彩。

斯密当然很聪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读万卷书,因此,他的人力资本存量很充足, 但斯密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关系网络和恰当的关系策略是密不可分的。

斯密虽是一个遗腹子,但他的父亲在“托孤”时,把他托付给了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关系网络,让他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他周围的长辈人脉丰富、乐于助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富有远见”。

斯密上学进的是当地一所不寻常的学校,那是一位教育家治下的学校。因此,他在《国富论》中对苏格兰的教区体系不吝褒扬。后来,他成为巴克勒公爵的游学导师,陪伴他在欧洲大陆访学。

众所周知,我们有一个“钱学森之问”。其实,想让钱学森之问变成伪问题的人比比皆是,想成为当今中国大师级人物的雄心勃勃者并不鲜见。遗憾的是,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在关系网络的打造上不够明智,或者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接近信源时所选择的角色和姿势不足以赢得对方足够的尊重,所以未必获得了真实的信息。

有的教授声称要创建东方学派,但实质上仅仅是充当一个媒体人,为人提供媒体的价值;还有人致力于“诠释”信源当下的行为,充当一种类似高级文字秘书、助理的角色;还有人日日笔耕不辍,粉丝众多,著作等身,但那不过是远离信源的芸芸众生制造的虚假繁荣罢了……这都在触犯高质量关系的大忌——“轻易向食物链下游移动”。

跨越非此即彼的藩篱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妙语:“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如何才能做到呢?

其中一个办法是,跨越相互竞争、对立的想法,走第三条路,把它们容纳其中。这第三条路一旦走通了,就是极大的创新。

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是连接两大知识体系的结果。一是人造真空,最终的结果是萨弗里的“矿工之友”——利用真空抽水的真空泵;另一体系是大气压驱动的活塞运动,代表人物是发明了高压锅的法国人帕潘,他的思路是利用膨胀蒸汽操控活塞。纽可门没有在两个对立的方法中选边站队,而是添加了一个横梁,解决了萨弗里和帕潘的矛盾,实现了伟大的突破。

任何一个试图在“人的科学”中自成一派的人,都必须对人的本性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当时,斯密就面对两种对立且颇为显赫的学术思想。

一面是悲观派,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卢梭、曼德维尔等。

霍布斯认为,人生“孤独、贫穷、污秽、野蛮而又短暂”,人们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唯有社会契约足以拯救众生;在卢梭和曼德维尔看来,正义不过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而已。

另一面则是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乐观主义。他认为,人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核心是“道德感”,一种源自本能但受神启发的道德感受能力。

简言之,悲观派过度理性化,认为道德不过是理性算计的结果,是典型的性恶论;而乐观主义者认为道德是一种本能,与利益无关,是性善论。

斯密既不站霍布斯一边,也拒绝了哈奇森的核心概念。他选择了“共情”(compassion 或 sympathy)作为自己立论之基。正因为人们能感受到他人的快乐或悲伤,喜欢或反感, 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看待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将自己反对或赞同的情绪同他人对比,同时也让自己被人看见。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斯密的观念,大概是“知人不欲,勿施于人”。

最终,共情带来了互惠、付出和责任的交换,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双方的安全,从而塑造了社会道德。由此,《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就这样一脉相承,构建起宏大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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