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后，说好的生育高峰呢？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地产情报站”（ID:dichanqbz），作者：白罗，36氪经授权发布。

自从2016年放开二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出生人口大增的情况仅仅持续了一年。此后，全国出生人口回归低位，2020年数据还要等2021年4月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出炉才能公布，但目前已经有不少地方披露，当地出生人口较2019年下降了10%-30%。

日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中国生育报告》，表示—— 

全面二孩政策不仅没有出现生育高峰，反而出现生育断崖。

2月8日，公安部户籍管理研究中心发布《全国姓名报告》，报告透露，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人。 

而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的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 

低生育率陷阱

前几天，全球第三大市场调研集团益普索发布了一份关于“女性美”的报告—— 

综合数据显示，中国男人对女性美的要求，高居全球首位！

要漂亮，要善良，要自信，要聪明，还要事业成功有财富……看完报告之后，只能让人感慨一句，中国男性对女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从内在到外貌再到财富，通通有要求。 

毫无疑问，这份报告出炉后也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网络骂战。 

如今男女之间的矛盾，果然一点就着。尤其是近年来离婚率飙升，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不缺人离婚。此前有传闻称，广州在3月1日之前的离婚预约名额已满，以致于现在网上出现了代抢离婚预约名额的黄牛——每个离婚名额600元。 

而 伴随着结婚率下降、离婚率走高，我国出生率也不断突破下限， 频频创下历史新低。 

1月24日，《广州日报》发布数据显示，广州在2020年的活产数为19.55万。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表示，2020年广州的分娩量已经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 

事实上，广州的活产数曾在2015年、2017年出现过明显增长，而这两年分别是“单独二胎”“全面二胎”政策放开的次年。待到居民家庭的二胎需求基本释放完成后，出生率又重新回归到低位。 

正因如此， 广州2020年的活产数比2017年下降了近10万。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是重庆。2019年，重庆的离婚率达到57.3%，居于全国首位。而在当年，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5月，重庆新生儿出生数量雪崩。其中，2019年1月至5月重庆户籍人口出生68351人，比2018年同期减少了30180人，下降30.63%；常住人口出生71554人，比2018年同期减少30054人，下降29.58%。 

从上图的一孩、二孩比例来看，还得感慨一句：得亏放开了二胎，要不然重庆的出生人数可能就更没法看了。 

近日，携程董事长梁建章撰文称—— 

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梁建章表示，中国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过高。 

多方铸就的生育率

2020年，注定是个不凡之年。 

年初还有网友预料2020年或许会出现婴儿潮，毕竟所有人都宅在家里，没地儿可去，大大增加了怀孕的几率。但是从最近各地陆续发布的数据来看， 2020年多地出生人口同比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比如，合肥在2020年出生人口约为7.93万人，比2019年下降了约23%；台州出生人口为3.74万人，比2019年下降了32.6%。另外，有媒体采访了上海多家医院，得出的结论是“2020年生孩子的数量比2019年降低了10%到20%”。 

尽管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布2020年的全国人口出生数量，不过从各地的反馈来看，估计不容乐观。另外，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人口，也双双在2020年首次进入负增长。 

这也表明，大众当年对全面放开二孩后出现人口暴增的担忧，基本是杞人忧天了。日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中国生育报告：全面二孩政策后反而出现生育断崖》，内文直言： “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 

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过于高昂，固然是我国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将出生率下降完全归咎于这两个因素，那还是太过片面了。事实上，当前面临的生育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 

我国人口统计的妇女生育年龄是14岁-49岁。此前有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育龄妇女的规模为2.5亿，到2011年曾达到过3.8亿的峰值，而后开始下降，到2018年下降至3.5亿。 

有机构预测，到2030年，我国的育龄妇女人数将降至3.0亿。 

与此同时， 是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正在增长。 由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生育年龄还没公布，我们还是以此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作为参考，据了解，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已经达到29.13岁，比十年前延后了2.82岁。  

除了晚婚晚育以外，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情况的增多，也削弱了生育的基础。 

《中国妇女报》此前曾发布报告称，我国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重从2011年的47.7%上升至2016年的48.3%。与此同时，男性流动的人口比重却从原先的52.3%下降至51.7%。 

纵使女性流动人口所占比重增多，但她们的就业情况却不容乐观。调查结果显示， 2016年，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比例为77.5%，远低于男性的93.9%。

女性就业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家庭，其中，“料理家务或带孩子”的比重，占未就业原因的48.7%；此外，“怀孕或哺乳”占13.7%。而男性未就业的主要原因是“没找到工作 （16.8%） ”，以及“临时性停工或季节性歇业 （16.7%） ”。 

再结合前文提到的中国男性对“女性美”的要求，中国女人的生活现状多少有些令人心酸。 

另外， 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也在抑制生育行为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居民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从1995年到2018年上涨了27倍，房价收入比也从2004年的17%上升至48%。 

外加上如今处于生育年轻的大部分人都是80后、90后这两代独生子女，“四二一”家庭的养老负担，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如此重压之下，难怪很多人表示“不敢生”。 

光看人口红利，却不看人口困局，注定是无法提高生育率的。 

现在的专家，大多在提倡放开三孩政策，却不考虑当下的社会压力之大，三孩绝非常人能承受之重。 

就眼下的情况来看，就算是放开了三孩政策，只怕也会重蹈二孩政策的“覆辙”，转化了一部分三孩生育需求之后—— 

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