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抗战科技图谱,重庆造中国科学的「诺亚方舟」

帆帆@36氪重庆 · 2021-02-04
保留下了火种。

你印象里的重庆是什么样?或许是工业城市、火锅串串、8D地形、轻轨穿楼、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无论是什么,当下的重庆在大众语境里很难与“高新人才”“高新技术”这些城市形象挂钩。然而在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也曾经是全国的“大学城”“科学城”,当时的美国媒体说,“重庆的科学气氛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城市”。

今天当我们追踪抗战时期中国的科技图谱,不禁感慨万千:83年前,当日本人用飞机炮弹,侵占我东部半壁江山,在中国科学教育的危难时刻,重庆赶鸭子上架,开始了一场“逆天改命”。

那时的重庆容纳了全国1/2的内迁高校。整座城市都是“大学城”。1945年重庆有高校38所,居全国第一。

来自全国的大学生,这重庆“渝漂”一边学知识,一边“跑警报”,他们在中国的暗夜里挑灯苦读,他们也在雾都的街头上,吃着小面、下着象棋、谈着恋爱。

那时的重庆也是全国的“科学城”。单在北碚,国宝级的科研和教育机关就不下18所。据不完全统计,在北培生活和工作过的著名科学家有63位,其中40位是后来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陪都时期,重庆接纳了大量的教育科研机构,其资源密度为后来的中国城市所不及:这里人才众多、大咖云集、学术昌明、科技发达。

83年前的山城,山是脊梁,愈炸愈强,为近代中国“造”了一艘科学文化的诺亚方舟;如今,与当年内迁高校中央大学柏溪校区(现在九曲河湿地公园内)遥遥对望着的两江协同创新区,正在成为重庆新一轮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策源地,吸引着全国大量的科研机构和人员“二次入渝”,再次打造重庆科技新引擎。

两江协同创新区

1、千里入渝,连牛羊都带着

淞沪战事一开,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内迁工作,就变得火烧眉毛了。校长罗家伦力排众议:去重庆。

听到“首都最高学府”想来重庆,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都大力支持。刘湘在给罗家伦校长的复函中说,重大有相当地皮可借,房子我先给你修着。因此,1937年中大的迁校通知里这样写着,学校“将借重庆大学于 11 月 1 日开学”。

也就是说,中大首批西迁的人员和物资,从南京到重庆只预计了1个月。

在整个内迁过程中,最令人动容的要数农学院牧场大批来自欧美、澳洲的良种牲畜的搬迁。这些牲畜不习惯坐船,从南京到重庆绝非易事。

罗家伦离开南京时给牧场的工人发了安置费说,“若敌军逼近南京,能迁则迁,迁不出就算了,学校绝不怪罪”。

但炮火连天里,中大的教职工始终没有丢弃这批动物。1937年12月南京城陷落之前,这批良种牲畜全部撤离。

一年之后的1938年11月,当这批珍禽良种以及教学不可少的实验动物出现在沙坪坝松林坡校区时,在场师生无不在重庆湿冷的冬天里热泪盈眶。这批动物走了一年,从陆路走到了重庆。

重庆松林坡中央大学校园

在那场教育西迁大潮中,由于组织谋划得当,中央大学是当时 “迁校最迅速而完整的”,也是少数一次到位的内迁高校,保住了大批的师生、图书、仪器。这些后来都是后来中国科学之火种。史称“重庆中央大学”。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本部紧挨着重大,医学院迁往成都华西坝。1939年,由于报考人数激增,学校又在现在两江新区大竹林附近,选址修建了柏溪分校,如今九曲河公园内还保留着学校的传达室旧址。据校友回忆,“柏溪”这个名字还是罗家伦校长取的。

中央大学柏溪分校老照片

许多著名科学家在柏溪校区读过书:领衔新中国原子弹研究工作的朱光亚,被称为“东风-21之父”的弹道导弹专家黄纬禄,以及我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钱骥等,他们都是位列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80年前,千里向西。那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大迁徙,实际是一场充满了艰难困苦的文化自救行动,中央大学是其中的缩影也是代表。

最终,这些科学文明被带到了中国的更深处被保存了下来。广大的西部山区像一个巨大的培养皿,这些“种子”在这里,安身立命、休养生息、疯狂向上。

2、科研不辍,工业是实验场

那时候,大学师生和科学家们的生活都极为艰苦。

他们到了重庆什么都缺。图书馆里没图书,实验室里没设备是常事;很多学校四处借用民房上课,学生寝室不够就睡在饭厅、礼堂。中大柏溪校区学生宿舍,一个房间住300学生……

柏溪校区校址

甚至连人也是不够的根据1938年的统计,迁川高校中,除中央大学有学生2025人,教工439人外,其余各校学生最多300人,最少仅20余人;教职工最多200人,最少仅6人。

但,知识分子科教兴国的决心却很足。

在理论研究全面开花的同时, “民族要生存 , 生存要生产,生产要机械 , 机械要科学 ”的背景下,以重庆为中心,中国的应用科学快速发展。仅工业界,大小发明就有500余件,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许多迁渝的理工院校,积极协助工厂进行科研、生产,搞“产学一体化”,重庆大学工学院就有化学、数学、电机三个研究所,结合战时需要开展科学研究。

而中大在重庆8年,参与的科研合作项目近100项。

1943年,学校和有关部门合作进行了“考察贵州桐梓一带的矿产”、“高压电网”“静电容器”“绝缘材料”等17个项目的立项研究;1944年,物理系的王恒守教授等人,因研究军工生产的重要课题取得突破,获得了国防科学技术策进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援华物资基本被切断,能源油料成为稀缺战略物资。政府请后方各院校研究用山芋、茅根、汾酒等作为替代燃料。经过反复试验,师生们研究出了桐油汽车,每加仑桐油跑18公里;后来又研究了酒精、木炭、煤气作为动力的汽车。

当时重庆也是全国的冶炼中心,35家钢铁企业聚集在这里。

由此,中国的钢铁行业得到了跨越式发展,整个行业,相比战前,在生产能力上有很大提升。重庆既可以铸造5千镑重的整体钢件和2万磅重的整体铁件,也可以制造出各种类型的机床和电热合金炉、熔铁炉、贝氏炼钢炉……从而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重庆的机器制造业也发展很快。当时1500千瓦汽轮发电机、120和180马力的船用蒸汽、250马力陆用蒸汽机等中小型动力机几乎都是“重庆造”。战前,这种水平的机器,纯靠进口。

诸多科学研究得到应用,快速工业化是当时重庆的风景线。截至1942年,四川的工厂为1654家,重庆占一半以上,这些工厂还自己开设技工学校培养人才。

现在的重庆理工大学,前身就是国立第二一兵工厂(战前叫金陵兵工厂,现在叫长安工业集团)的技工学校。

这些工厂为战争开足了马力。比如,二十一兵工厂在1938年到战争结束期间,为中国军队输送了一半以上的轻武器。他们改良的中正式步枪、马克沁高射机枪在战争中一战成名……

应当说,当时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科研不辍,不止保障了国家打赢战争,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工业化、技术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3、战后科学的星星之火,从重庆起

重庆是一个港口城市,大江大河是纽带,它把人们迎来送往,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此前,科学文明的种子而来逆江而来;战后,这些发了芽的种子又顺着河流东去,在更广阔的中国,长出了果实。

后来很多科学家和科学事业都与重庆交集颇深。

1941年,在物理和气象方面已有建树的赵九章被兰可桢发掘,推荐到北碚的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工作。后来,他把数学和物理引入了气象学,是我国空间科学的奠基人,在他的主导下,新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上天。

而此时,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钱骥正是重庆中央大学的理化专业大二的学生。

1937年,中央大学正式成立航空系,新生入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学校西迁,这些学生的大学时光便在重庆度过。中央大学是我国最早培养航空人才的高校之一,可以说,新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从重庆起。

1939年后,航空系一年级集中在柏溪校区(现两江新区九曲河公园内)上课。从这里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批航空人:

高永寿是我国第一架飞机仿制成功的总工艺师;虞光裕是我国自行设计歼击教练机喷气式发动机的总设计师;齐志昆是我国第一架轰炸机仿制的副总工程师;饶展湘是我国首台喷气发动机仿制的总工艺师……

当我们去翻中央大学的历史,会发现这学校太牛。

在重庆的8年时间里,中央大学发展壮大为7院37系,能开900多门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综合大学。抗战初期全国大学“联考”中,将近三分之二考生的第一志愿是中大。

学校存在的22年间,一共培养了19位院士,有4位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建国后,中央大学发展为19个学校!不仅拆出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这2所王牌“985”,众多的学院被拆出了一堆“211”——

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前身是气象系,而上海财大则与彼时的商学院有渊源;

西北工业大学由工学院航天系发展而来,江苏大学追溯回去是工学院农业机械系,工学院电子系有线电部分变成了现在电子科技大学;

当年的影音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当时的国立音乐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当时的医学院现在是第四军医大……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新中国一代一代的大学生,有太多和这所学校有关。

而重庆正是中央大学“成长”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在中国科学教育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4、二次入渝,打造重庆科技新名片

当年大量高校、工厂、科研单位以及人才的聚集,也给重庆留下了财富。它们极大地改变了重庆的城市面貌,并深刻地影响着解放后重庆的产业、科技格局。

重庆历来是中国的汽车之都。抗战结束后,国立第二十一兵工厂留在了重庆,1951年改名为长安机器厂。

1957年长安开始涉足汽车领域,试制自主吉普车。一年之后,中国第一辆吉普车试制成功,“长江牌46型”作为当时汽车工业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一,参加了1959年国庆十周年阅兵。1963年后,长安把该车型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了北京汽车制造厂,这成就了后来的北京吉普。

如今的长安是中国汽车四大集团阵营企业之一,在全球有15个生产基地、35个整车及发动机工厂;在全球拥高级专家近600余人,以及1.2万人规模的工程技术人员。

创新驱动生产。80年前,二十一兵工厂注重开设技工学校培养技术工人;2019年长安的全球研发中心已经落户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区,这标志着,在技术创新上,长安开启了“六国九地”全球协同研发时代。

鱼复长安全球研发中心 张义 摄

而长安集团所在的两江新区,是我国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相关数据表明,“十三五”期间,两江新区全域GDP占重庆比重提高到15%,2020年直管区GDP增速达7%,全市第一。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作为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和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任务的战略平台,近年来,两江新区紧扣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和重庆智慧之城定位,围绕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目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走“科创+产业”发展路子。

如今,在两江新区的格局内,与当年中央大学柏溪校区(现在九曲河湿地公园内)遥遥对望着的两江协同创新区——明月山旁,御临河畔——正在成为重庆新一轮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策源地。

目前,协同创新区共签约引进同济大学重庆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心、诺奖(重庆)二维材料研究院等在内的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达30个。重庆产业基础雄厚,为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拥有丰富的场景,因此,这里吸引着大量的科研机构和人员“二次入渝”。

两江协同创新区

在两江协同创新区的定位中,它是西部科学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统筹布局“从0到1”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这些,都彰显着重庆在“科技攻坚战”中的野心。

2021年1月28日,两江新区召开了2021年第1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两江新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杰提到,“十四五”期间两江新区将重点将推进十一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第一项就是,突出协同创新,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

我们可以预见,重庆全新的“创新引擎”正在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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