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最好的钱,往往流向最不需要它的人那里

36氪的朋友们 · 2020-12-17
“我最喜欢闪耀的你”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ID:postlate),作者:晚点团队,36氪经授权发布。原标题《“我最喜欢闪耀的你”

文 | 张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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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几万深圳人在等待一个摇号结果。

这次的主角是 “天健天骄北庐”, 本地最热的楼盘之一。“天健天骄” 位于福田莲花地段,一路之隔就是著名的香蜜湖豪宅区。小区配套了地铁、酒店、商业综合体与知名幼儿园学校。卖相极佳。

最关键的是,“天健天骄” 这次开盘,均价定在了 11.4 万 / 平米左右——为了管控楼市价格,如今政府要求新房价格要经过审批才能开售——但旁边二手房的价格已经来到了 14 万 / 平米以上。这接近 3 万 / 平米的价格 “倒挂”,意味着 “买到就是赚到”。

这两年,各地政府陆续发出了很多像这样的 “百万红包”。深圳但凡品质稍好的新盘,都获得了 “开盘即售罄” 的秒光待遇。四月国内外疫情正盛,“招商太子湾·湾玺” 加推了一系列五到六居室的公寓,最低 2900 万 / 套,半天就销售一空,引起还在争抢口罩的老百姓的一片惊叹。于是人们借鉴了 A 股用语,把摇号买新房的过程叫做 “打新”。这么多年,在楼市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股市,也算有文化输出了。

然而,天健天骄的 “打新” 来到第 160 号的时候,系统上显示仅成交了 113 套。大热新盘放弃的人达到了三成,是极度反常的现象。原因只有一个:这和楼市降温无关,只是精明的消费者的真实投票。当茅台增加了出厂量,五粮液也会卖得不好。

现场,一批天健天骄的申购者在同时刷着另一个楼盘的摇号结果——华润·润玺一期。“润玺那边还要一会儿才能结束。我两边都申购了,得看看那边有没有选上,再决定这边怎么办。那边的差价还要更大一些。” 一名现场的购房者说。

等到上午十一点多,润玺一期 9687 个选房顺序全部摇出,如果没人放弃的话,他们中的前 1171 名可以买上期盼已久的房子。这次开卖的最小户型是 100 平米的三居室,审批均价为 13.2 万 / 平米。而在 “贝壳找房” 上,旁边二手房价格已经是 18 万 / 平米的水平。按照这个数字,哪怕抽中的是最小户型,也相当于赚到了 500 万。“你还想挑位置?挑什么位置,这就是买彩票,你摇中号相当于中了奖,随便选。”

润玺的开发商是著名的央企华润置地集团。虽然名叫一期,但实际是地块上的第四个项目。2007 年,华润置地拿下深圳的大冲村旧改项目,经过七年时间艰苦的清退和重建,终于以 “华润城·润府” 的名字在 2014 年开盘。

那一年,正是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傅育宁上任的第一年。2010 年 9 月,深圳召开了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傅育宁作为国有企业代表发言。彼时,傅博士是 “再造招商局” 的功勋人物,而四年之后,他因前任董事长宋林贪腐案空降华润,开启自己的执掌历程。

傅育宁上任三个月,润府第一期项目开盘,价格是 4.5 万 / 平米,当日售罄。次年 12 月,润府二期上市,同一地块的类似房型,均价已经来到了 7 万上下,再次秒空。2018 年第三期,报价 8.5 万,看似涨得不多,其实还是限价的结果——旁边前两期的二手房已经涨到 11-12 万。于是,几百套房在雨中被疯抢一空。

六年时间,从 4 万多到 18 万多,没有多少深圳人的收入能跟上这个速度。不过特区三十周年大会,一共四位企业界代表上台。除傅育宁外,还有两位优秀民企代表,一个叫王传福、一个叫马化腾。回看比亚迪腾讯的股价,六年涨幅倒是超过了深圳的房子,不得不钦佩政府的选人眼光。剩下的一位,是境外投资企业代表李嘉诚。过去几年,李嘉诚从内地楼市有序撤退,200 亿美元的身价不上不下、徘徊很久,连续被几名互联网新贵超过。有人讥笑 “李超人” 卖楼卖在了半山腰,谁知疫情期间 Zoom 股票疯涨。有心人一算,八年前入股的李嘉诚,这一波赚了 100 亿美元。

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虽然想要买到润玺一期,每个家庭都要冻结 350 万人民币,但这次 “打新” 并不全是富裕炒房客的盛宴。一个佐证是,本次摇号入选资格,不仅向首套房家庭倾斜,而且上万入选者里,社保最少的也交足了 51 个月。后来有报道说,一名孙女士中得头彩,可以第一顺位挑选,而她不但名下无房,之前还已九次打新陪跑。记者问孙女士,社保交了多久,答说,135 个月了。

深圳特区三十周年,表彰了三十位杰出人物,其中两位和房地产相关:深房集团的原总经理骆锦星,与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2020 年,人们发现,在特区 “四十年四十人” 的名单里,地产商的名字已不见踪影。十年时间,斗转星移,有的人乘风破浪,有的人蛰伏转型,而有的人终于抢上了一千多万的刚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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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几大国际金融机构发布了同一组数据:在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里,22% 的美元,是在这一年里创造的。而 2008-2020 这十二年里,美联储印出了八成多的美元。 

“印钱” 是个直白易懂的说法,在更正式的场合,它被叫做 “量化宽松”、“流动性注入” 或者 “资产负债表扩张”。世界经历过金本位时代,那时国家想要发行货币,都要和开采出来的黄金数量挂钩,钱印多了和废纸无异。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霸主,在布雷顿森林这个疗养胜地,牵头成立了一个新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自此美元又多了一个名字,叫做 “美金”。然而不到三十年,人造体系敌不过经济规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正式脱离黄金,变成了以政府为背书的 “信用货币”。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伯南克为首的美联储,在研究了历史几次大萧条和经济衰退之后,决定向市场注入天量货币。互联网时代,一切都是虚拟。全球央行无需真正地开启印钞机,只需在电脑里敲下几个数字,万亿美元就能凭空创造,然后流向各地。

传统经济学理论说,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必定引发通货膨胀。但几次操作下来,各国发现,日常用品虽然总会涨价,但幅度并不如想象中的可怕。后来有学者直指端倪,由于如今世界贫富差距过大,创造出来的美元大部分都流到了富人手上,他们早已吃穿不愁,多出来的钱就都投到了资产里。于是全球股市房市高企,富人身价节节升高,而穷人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填补温饱。放水十二年,美国前 1% 人群的总财富已经和剩下 99% 相当,是 50% 相对底层人群的十几倍。在财富的跑道上,劳动人民已被甩得不见踪影。

新型资本游戏,总有人更快地掌握规则。麦当劳一贯被认为是美式资本主义皇冠上的明珠,但从 2016 年开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 “所有者权益”(也叫 “净资产”)的一栏,数字显示为负,这是 “资不抵债”,行将破产的前兆。此后几年,情况并无好转,麦当劳如果放在中国,已经够上了退市条件。

当然,这只是一个会计现象,咖啡巨头星巴克、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等名声显赫的大品牌,资产负债表全都有此奇观。个中缘由也并不高深:在低利率环境下,不少公司发现了一个妙招,如果能以极低的成本向银行借债,那不如把借来的钱直接用来分红,或回购股票推高股价。等到股价提升,市值增加,就可以继续借债,然后接着分红回购……2013-2019 年,麦当劳公司利润区区 300 亿美元上下,但分红加回购接近 600 亿之多。别忘了,董事与高管们的薪酬可与股价挂钩。股价飞涨,自己的身价也水涨船高。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台一本万利的永动机。

另一个精通此道的宝藏企业,是 2020 年频繁出镜的波音。金融危机之后,波音股价表现平平,直到 2013 年开始才缓慢上涨,但从 2016 年起,公司股价如客机拉升般起飞,三年翻了四倍,那正是公司开启巨额借债回购的开始。靠着这种炫目财技,在乘载着 157 名乘客的 737-MAX 坠落的前几天,波音股价创下新高。

如果你想问为什么银行默许这种合法的“庞氏骗局”,答案可能是,印出来的钱如果不给这些优质企业,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好去。这可能就是金融的本质:最多最好的钱,往往流向最不需要它的人那里。

也许世界曾试图修复这种荒谬,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人措手不及。面对百年难遇的灾难,美联储与各国央行持续开动印钞机,全球股市、黄金白银、纽约伦敦的房价与各国失业率同时达到高点。艰难时刻,知识分子与中产阶层们在社交网络上反复探讨远程工作的优点,但其实底层人民的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难以居家完成;加上他们更多依赖公共交通、环境流动复杂、所处之地往往也人口密集,所以防疫更加艰难。

享誉世界的硬派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代表作叫《八百万种死法》,标题说的是纽约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人们都在离奇地死去。对于八万个纽约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小说标题与现实并不太远。在曼哈顿 39 街附近,停着不少冷藏车,里面存放着数百具至今无人认领的,新冠肺炎死者的遗体。它们中有的人无家可归,有的人家里无力承担葬礼费用,只好把亲人留给政府处理。据说,那些车会一直停留在那里,直至疫情结束,最终被送往哈特岛安葬。

这年四月,“梦工厂三巨头” 之一的大卫·格芬(David Geffen)在 Instagram 上发出一张照片。照片背景是绝美的夕阳,而画面的主角是他的超级游艇。这艘游艇名叫 “旭日号”,是他十三年前以 5.9 亿美元的价格从 Oracle 的创始人拉里·埃立森(Larry Ellison)那里买来。“旭日号” 有五层甲板,82 个房间,酒吧、温泉室、健身房一应俱全,还有一个连导演斯皮尔伯格都赞叹不已的私人电影院。大卫·格芬为照片配上了文字:

“昨晚的日落……在格林纳丁斯(群岛)进行隔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保持安全。”

3

面对这个奇诡的世界,一些年轻人选择另辟蹊径。

2010 年,大学毕业不久的王宁,在中关村欧美汇开了一家潮品杂货店。他参考日本的 “LOFT” 和香港的 “LOG-ON”,售卖各种有意思的玩具、杂货和潮玩产品。王宁把这个店的名字叫做 POP MART。他想,如果做得好,“泡泡玛特” 就是文创界的屈臣氏或者沃尔玛了。

几年时间,杂货店生意艰难转入正轨。王宁发现渠道生意太苦,不但利润微薄,与顾客的情感联结也很弱。变化发生在 2015 年,年末盘点时,泡泡玛特的团队发现,一款来自日本的 Sonny Angel 玩偶销售非常之好。而且由于玩具火爆,很多顾客开始和公司互动,甚至在微博上直接 @ 王宁,分享自己玩 Sonny Angel 的感受。

王宁隐隐觉得这就是公司的未来。他在微博上问,“大家除了喜欢 Sonny Angel,还喜欢收集其他什么呢?” 在几百个回复里,将近一半的人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Molly”。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价值百亿的微博。那一年,泡泡玛特决定彻底转型,将其他品类砍掉,把业务聚焦在潮流玩具上。微博发出的四天之后,泡泡玛特的团队就出现在了香港著名设计师王信明(Kenny Wong)的工作室里,正是他设计出了 Molly 这个形象。王宁后来回忆说,“一屋子全是一流的设计作品,但没有被商业化。就像是找到了还在餐厅唱歌的周杰伦。”

后来的故事就是历史。从发现 Molly 转型潮玩开始,泡泡玛特从一个每年营收四五千万,年年亏损的小生意,一跃成为销售额接近 20 亿,利润几个亿的当红公司。2020 年 12 月 11 日,泡泡玛特在港上市,首日上涨 80%,接近 200 倍的市盈率,让公司收盘市值达到了近千亿港币。

潮玩固然吸引力大,但 “盲盒” 的设计机制更加令人欲罢不能。所谓盲盒,指的是在拆开之前,顾客是没法看出盒子里面到底装的是哪一款玩偶的。一套泡泡玛特的盲盒系列,通常有十二个基础款式的玩具,每个售价在 39-79 元,而每十二套里还会有一个隐藏款式。当然,如果你想确保获得稀有玩偶,闲鱼上 3-200 倍的转手价格在等待着你。

和迪士尼以影视作品为源头的 IP 玩具不同,像 Molly,Pucky,Labubu 这样的潮玩,背后并没有故事支撑。“Molly 之所以能成为大家喜爱的形象,背后的逻辑更像是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它把自己的灵魂掏空,你可以把你的灵魂装进去。”

虽然单个盲盒并不算贵,但很多粉丝一买就是上百个,开销实属不低。泡泡玛特刚开始蹿红时,不少国内券商的资深研究员难以想象,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这种东西大把花钱,调研几圈他们得出共同结论:家里有房的年轻人发现,如果不需要还房贷,日子可以过得相当滋润;而家里没房的一批人想的是,反正一线城市的房子也买不起,钱还不如用来取悦自己。

就这样,当金融资产价格突破天际,以一切方式表达自我变成了投资炒股之外的另一种美德。汉服、JK 与 Lo 裙让年轻人表达个性;抖音网红、B 站 up 主与油管上的 VTuber 们变成了他们理解世界的工具。还有人不甘人后,倒卖起了球鞋与显卡,他们在社交网站上高呼:中年人买特斯拉股票实在太无聊,在我们这里,“北卡蓝” 的 OFF-WHITE x Air Jordan 1,才是最有价值的理财产品。

“盲盒” 的核心机制在于在花费不高的前提下,给人 “开奖” 般的期待和快感。早在明治末期,日本的百货公司为了刺激消费、清掉库存,就发明出了 “福袋”。它们在新年期间把各种商品放在一个袋子中,里面内容不予公开,但往往价值高于售价。神秘感加上性价比,让 “福袋” 大受欢迎,百货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后来,“福袋” 变成了 “扭蛋”,进入了日本的模型市场。东京成田机场的 T2 航站楼里,有长长的几排扭蛋机,它们的作用就是,让游客把身上最后的硬币与零钱留在这里。

在如何让人更好地花钱这件事上,资本主义似乎达成了共识。原子世界里的 “盲盒”、“扭蛋” 与 “福袋”,在比特世界里就变为了眼花缭乱的 “抽卡氪金”。在虚拟世界,你可以拥有神秘角色、定制座驾、稀有皮肤 ...... 一切只需要充值就能搞定。上市之后,身价已经可以买上几亿个盲盒的王宁如此解释这种现象,“有时候你会发现,连最有钱的人都会限制自己的刚需。如果只是吃饱了一顿饭,不会带来满足感。但是有一个项目可以把你发射到太空舱里面吃一顿牛排,会有满足感。精神类的东西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感。任何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做精神类的消费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变得无比的慷慨。”

话音刚落,腾讯发布了 2020 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在《王者荣耀》庆祝五周年之际,这款游戏过去十个月的平均日活已超过一亿。

4

在凯恩斯主义者的眼中,一次经济危机是这样形成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卖不出去;商品卖不出去,导致企业效益下降;企业效益下降,导致员工收入减少与就业困难;普通人收入锐减,带来购买力下降;购买力下降,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商品继续卖不出去….. 所以就有了那个令人悲伤的对话:

“妈妈。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我们却不烧煤?”

“因为我们买不起煤,宝贝。”

“我们为什么买不起煤呢?”

“因为煤太多了。

所以想要对抗萧条,就要提升人们的消费能力与倾向。当然,和哈耶克不同的是,凯恩斯认为自由市场有天然缺陷,只有政府积极地引导经济发展,国家方可长久繁荣昌盛。

2020 年 6 月 22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文中写道:“…... 鼓励外贸企业充分利用网上销售、直播带货、场景体验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这并不是第一份类似的政府文件。在此之前,杭州余杭区已经发布最新政策,明确 “对有行业引领力、影响力的直播电商人才,可通过联席认定,按最高 B 类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享受相关政策。”

国务院《实施意见》发布的第二天,上海市崇明区公示了 2020 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名单。李佳琦的名字赫然在列。

1992 年,李佳琦出生在湖南岳阳。他在南昌大学修习了艺术与设计专业,毕业之后,成为了南昌欧莱雅的一名 “柜姐”。李佳琪工作勤奋、亲和力强,当时很多顾客不愿意自己试用样品,他就把口红直接涂在自己嘴上。

2016 年底,网红机构 “美 ONE” 举办了一场淘宝直播比赛。当时已经是分公司销售冠军的李佳琦脱颖而出,签约美 ONE,开始了自己的直播生涯。最开始,他的直播间只有几百人观看,李佳琦会在开场与结尾给大家唱歌。如果有人调侃他的声音,他就会害羞得满脸通红。尽管起步艰难,李佳琦还是始终坚持,最拼命的时候,他可以一年直播 389 场。成名之后,李佳琦接受《智族 GQ》采访时说,他十岁的时候买了一张孙燕姿北京演唱会的 VCD,反复看过几十遍,心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明星。

安徽女孩黄薇曾经也有个明星梦。2003 年,18 岁的黄薇去北京帮母亲的服装店打下手,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丈夫与工作伙伴的大三学生董海锋。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就在动物园批发市场租了个六平米的档口卖服装。两年后,不安分的黄薇参加安徽电视台的选秀节目 “超级偶像”,获得冠军。她签约环球唱片,成为了陈奕迅与潘玮柏的师妹。“那个时候我是满怀热情地做这份工作,真的,就每月 2000 块钱。” 黄薇在《人物》杂志的专访里这样说。

然而事与愿违,制作出的专辑和黄薇想象的差距太大。黄薇意识到自己 “在职业规划上没有发言权”。于是,夫妇重回老本行,重新开起了女装店。2013 年,两人感到新时代来临,关掉线下门店全面进军电商。到了 2016 年 7 月,黄薇在淘宝参加了一个叫做 “连秒 10 小时” 的线上活动,大获成功。那时,淘宝直播刚刚诞生三个月。

接下来的三四年里,两人的命运开始交汇。李佳琦的 “Oh My God,买它” 成为了千万女生每晚聆听的咒语,而黄薇的名字已经变成了 “薇娅”,如今她是当之无愧的淘宝第一带货女王。李佳琦和薇娅已经不用再做明星了。从某个时间开始,他们的直播间成为了明星必争之地,大大小小的主播、歌手、演员们络绎不绝,争相成为两人身边的配角。如果你在屏幕前蹲守两个月,就能看到中国的半个娱乐圈。

消费盛世之下,大企业们都来分一杯羹。京东组织再造重整旗鼓,快手推起了自己的顶流主播,阿里视崛起的美团为头号劲敌,字节跳动每过几个月就要被传进军电商。2020 年末,你能想到的中国最大最有权势的互联网公司,又在开打一场 “社区团购” 的战争,对于它们来说,这是统治世界之前的再一次生死存亡。

2018 年 6 月,随着正式提交招股书,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发布了一封致股东信。在信中他说道,如果闭上眼睛畅想下一阶段的拼多多,它会是一个 “将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紧密融合在一起多维空间”,一个 “Costco 和迪士尼(即集高性价比产品和娱乐为一体)的结合体。”

2020 年 11 月,你可以在媒体上读到这样一条通稿信息:

“《奋斗吧!主播》是由优酷、淘宝直播共同发起,厂牌文化联合呈现的跨界主播职场竞技综艺。由杨天真担任项目发起人,薛兆丰、雪梨担任项目顾问,黄奕、蔡少芬、陈法蓉等 25 位跨界艺人担任见习主播。

该节目历经为期三个月的竞技养成和直播实战考核,最终选拔出 TOP 4 最强电商主播,入驻天猫官方直播间,获得天猫官方扶持资源。”

你看,在这一刻,消费与娱乐,终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5

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狂奔,全民收入暴涨,《广场协定》让日元升值一倍。为了弥补汇率提升带来的出口受挫,日本政府开足马力放水:降低利率、减少税务、大力放贷。空气里充满着金钱的气息。

需求旺盛,所有企业都开足马力生产,求职者变成了抢手的珍稀品。那时,大学生只要去听宣讲会,就可以被内定录取,顺便在六本木公款吃一顿高档寿司。夜晚,上班族们挥着万元纸钞争抢出租车,然后去酒吧一掷千金。高端法国餐厅 Robuchon,人均消费五万日元起步。圣诞夜的总统套房里,是一年前就预订好了的年轻情侣。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中年男子对着年轻的女孩子说,请让我买些你想要的东西送给你。

大量的钱流入房市,日本地产急速升值,人人都想买房。有些楼盘因为申购人数太多,不得不使用摇号的的方式发售。一位母亲因为有两个孩子,很想摇中一套,但中签率只有 1/3700。采访她的 NHK 电视台安慰她明年继续。第二年,中签率来到了 1/6200。

几年时间,日本在弹丸之地的国土上盖了上千个高尔夫球场。为了满足东京客人的需求,没雪也没山的千叶县,生生拔起一个 400 亿日元造价的室内滑雪场,一天电费就要上百万人民币。

消费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图腾,随之崛起的是金融与借贷。人们发现,挣钱是如此容易,所以暂时买不起的,先借钱买也没关系。五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出现大量的消费信贷公司,等到八十年代中期,四大巨头 Aiful,Acom,Promise 与 “武富士” 的行业格局已然成型。

武富士的创始人名叫武井保雄,他出身贫寒,中学辍学后进入飞行学校,但日本二战投降后沦为失业大军。他卖菜摆摊四处流浪,暗中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很赚钱的生意,放高利贷。“借给一个企业很多钱,不如借给很多人很少的钱。”1966 年,武井保雄利用倒卖大米的资金,在东京租了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设立 “富士商事”,开始向个人发放小额贷款。

人的直觉有时候超越数据。武井保雄把客户群锁定在了家庭主妇身上。他不仅坚信女性违约的概率比男人要低,还创造了独特的风控体系。武井对下属说,不要把钱借给那些不打扫厨房、厕所的主妇,这些人更有可能欠钱不还;而如果孩子很有礼貌、家教良好,那么无论怎样她们都会把欠款还清。日本人最重体面,如果欠钱不还,马上就有一纸公告贴在门牌下面,到时候左邻右舍都知道你欠了外债,这对一个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1974 年,武井保雄的公司更名为 “武富士”,外号 “日元商店”,意指日元在这里就是普通商品。根据统计,武富士资金成本大概是 1.85%,而放贷出去的利率可达 30%-200%。很多日本工薪家庭,超前消费已成习惯,加上贷款周期相对短暂,竟然默默接受了这巨额利息。短短时间,武井保雄就一跃成为消费者金融大亨。

1998 年 12 月 2 日,武富士在东京上市。次年,武井保雄成为日本首富,《福布斯》排行榜上,他以 78 亿美元的身价名列日本第一。排在他后面的,正是过几个月就要借互联网之风登顶世界首富,又急速坠落的孙正义。

首富当然有首富的个性。武井保雄独裁多疑,他对高管如果稍有不满,便会马上将之扫地出门。在公司内部,他要求员工每天宣誓、表达忠诚,尽管武富士的离职率之高人人皆知。武井虽然富可敌国,但在员工待遇上却相当节省。日本政府曾大力整治企业要求职员无偿加班的不良风气,但武井始终拒付任何加班费,等到员工告上法庭,法院判处公司必须支付 35 亿日元的赔偿。他还极度迷信,常让算命师参与公司大事,办公桌上摆着一本日本 “黄历”,每天按照吉凶之示,安排自己的行程。

帝国必有其爪牙。在很长时间里,武井保雄都会高薪聘请退休警员担任 “顾问”,并建立了警方背景的贷款催收队伍,和各方势力暗通款曲。公司上市之前,他把部分股票转让给了日本的部分政治家和高级官僚们,结成利益同盟,可谓黑白通吃。

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人民收入开始大幅下降。但由奢入俭太难,人们仍有巨大的消费惯性。在债务危机与催收高压之下,一些日本民众选择了极端行为。21 世纪初的几年里,日本每年都有上万人因经济问题自杀。

帝国崩塌始于微末。2000 年 6 月,日本知名记者山冈俊介开始调查武富士的肮脏手段。武井保雄发现之后,派出公关团队软硬兼施,希望对方能够手下留情。然而这名记者毫不屈服,对送上门的金钱美色无动于衷,并试图报警。武井保雄与手下商议之后决定,和一家侦探事务所组成秘密窃听小组,窃听山冈俊介的所有通话。之后,窃听范围扩大到了武富士的所有高管。

2003 年,“窃听风云” 曝光,这项前所未有的丑闻令举国震惊。武井保雄随即被捕,并辞任公司董事长。年底,他获判三年监禁,缓刑四年执行。但后来有日本媒体报道,武井保雄只是名义上不再担任公司职务,实际上武富士的大小事务,都由他在离公司总部 30 分钟车程的公寓里拍板决定。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日本政府。2006 年,政府与最高法院颁布《利息限制法》,规定十万日元以下的借款,年利率不能超过 20%。更关键的是,法案里还附带了一项利息返还的规定。简而言之,之前消费信贷公司们收取的超额利息可被追溯,每一分一厘都要归还。

按照法规,武富士需要返还两万亿日元,涉及人数超过 200 万。消息一出,要求武富士还钱的客户蜂拥而至。大厦将倾,几个月后的 8 月 10 日,武井保雄因肝衰竭在东京家中去世,终年 76 岁。

那天,低迷了很久的武富士股价应声上涨。

尾声

2020 年 2 月,第 92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韩国电影《寄生虫》一举获得四项大奖。当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外语片出现时,全场欢呼起立。

影片里,穷困的金司机一家住在 Wi-Fi 信号时有时无的地下室,靠折 pizza 外卖纸盒维生,交不起两个孩子的大学学费。家境优渥的朴社长出任科技公司高管运筹帷幄,全职太太在安藤忠雄风格的别墅里掌管大局。机缘巧合,金司机的女儿变成了朴社长儿子的家教,两家人开始产生奇妙的交集。

“有钱人家的小孩,连衣服都没有褶皱。钱就像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 这是导演奉俊昊留给电影史的经典台词。

《寄生虫》里充满隐喻,在一顿午饭、一块石头或一幅画像里,你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社会风潮与半岛局势。众多精彩桥段里,有个细节仍然值得反复咀嚼。金司机上手豪车熟练,过弯咖啡不洒;金太太彬彬有礼,把雇主家打理得井然有序。两人的儿子能说英语、女儿也擅长平面设计,他们并不像是生来就住在地下室的 “蝼蚁”。影片给出一个细节,金司机和另一个 “寄生家庭” 的男人都提到,自己原本自给自足,但投资了 “台湾古早味蛋糕店” 之后,破产落魄至此。

典故来自真实事件。古早味蛋糕源于台湾,是一种混合了面粉、黄油、牛奶与鸡蛋的海绵蛋糕。蛋糕经过烤制,出炉时细腻绵软,一大盘现切装盒,视觉上也颇为震撼。很多韩国人去台湾旅游时,愿意排上一小时的队购买。

韩国人脑筋转得快,蛋糕店不久就被引进,并且大受欢迎。仅一年多时间,韩国街头就出现了十几个蛋糕品牌和上千家店面。扩张如此迅速,大部分店都是加盟而来——店主不仅要购买原料、支付店租、雇佣人员,还要给店面之前的租客一笔钱,这是韩国特别的 “权利金” 文化。很多白领动了心思,不想再过枯燥的打工生活,决定当自己的老板。

很快,他们的梦想被击得粉碎。2016 年底,韩国发现一例禽流感,全国的养鸡场都噤若寒蝉。鸡蛋价格狂飙,蛋糕成本也随之大幅上涨。几个月之后,韩国一档叫做《食物 x 档案》的节目爆料,这些蛋糕店有食品安全问题:它们加的不是黄油,而是芥花籽油;而且店家用的不是新鲜鸡蛋,而是打好的蛋液;同时蛋糕里还有乳化剂、膨松剂等添加品。节目播出后,上千家店生意一落千丈,店主们不但被迫关门,还因为进货成本、拿不回的权利金甚至负债加盟,欠下一笔巨款。更令人唏嘘的是,后来有食品工业的权威人士出来澄清,不论是植物油、蛋液还是添加剂,都是正常的食物制作方法,也许这让蛋糕变得不那么 “健康有机”,但这本来也不是娱乐性的食品的责任。然而木已成舟,为了一个自由生活之梦,很多中产家庭就这样一夜返贫。

又过了几年,在另一片更加广阔的东亚土地上,古早味蛋糕店的故事,以奶茶店、美妆品牌和长租公寓的面貌重复上演。科技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如今技术已能提供这样的便利:只需按下几个数字,勾选几个同意,然后用手机摄像头照一照脸,一整年的房屋租金就在几分钟内,出现在了银行账户里。地铁里的灯箱广告上,世界最大科技公司之一这样宣传着自己的小额贷款产品:王先生,施工队队长,37 岁,用我们的产品给女儿过生日。“一家三口的日子,再精打细算,女儿的生日,也要过的像模像样。”

1969 年,大阪的几家大公司联合成立了日本消费金融协会,它们打通了用户数据,彻底解决了信贷业务最大的风险之一——“拆东墙补西墙” 的多头借款。科技的车轮滚滚,1993 年,和武富士同期发展起来的消费贷巨头 Acom,发明了一个形状貌似 ATM 的机器。想要借钱的用户,可以在上面自动完成贷款申请和签约。只要填写相关信息,机器上的单向摄像头就会点亮,来自公司信贷部门的员工和申请人完成交谈,就可以完成信用评分,把钱打进卡里。

很快,武富士也在街边放置了很多台无人签约机。那时,它们的放贷总额刚刚突破一兆日元,公司也成了行业头牌。《消失的日本大亨》里有这样一段描写:那些无人签约机浸泡在黑沉夜色中,偶尔屏幕会亮起,代言女星细川直美唱道:

“我最喜欢闪耀的你。”

感谢资料与灵感来源:

《牛羊下山》by 兽爷

《消失的日本大亨》by 摩登中产

《潮流玩具零售王国是如何炼成的?》by 品途创投

《包凡对话泡泡玛特 CEO 王宁》 by 华兴资本

《幸存者李佳琦:一个人变成算法,又想回到人》by 《智族 GQ》 刘敏

《薇娅:适者生存》by 《人物》谢梦遥

《大江大河 40 年:改变命运的七次机遇》 by 饭统戴老板

《日本金融首富如何走向落幕》 by 蔡成平

《高利贷首富的衰落:日本消费金融崛起与大溃败》 by 沈万鑫

《全球最惨的房地产泡沫,是怎么滋生、膨胀、破灭的?》 by 大猫财经

《《寄生虫》里的「古早味蛋糕」,真实反映出人们对食品工业的偏见》 by 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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